上海加强了疫情封控管理,从“逐区、逐邻、逐楼”的方式转变为覆盖浦东和浦西所有地区的居家封控管理。

毫无疑问,疫情防控策略的变化是因为感染人数激增。目前上海的当日感染人数(包括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从3月24日的1624例增至3月31日的4510例,其中92%为无症状感染者(图1)。

上海的新增感染率(新增确诊和无症状合计在每10万居民中的比例)约为20,介于当前美国的9和欧盟的100之间,但比两者在今年1月的峰值(分别为240和280)要低很多。上海市政府希望通过“全域静态管理”的方式在疫情失控之前遏制病毒蔓延。

我们居家的管理政策也收紧了。我们要足不出户待在家里,不能到小区里散步,只有在扔垃圾和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才能出门。

我妻子坐在餐桌旁,在网上查找看有没有能送食物的商家。当找到时,她会把信息分享到我们居民楼几百人的微信群里。我们的邻居都非常乐于分享信息,如果有富余的食物,他们也愿意分享。

我们家很幸运。我和妻子可以在家办公,虽然工作效率因为女儿们在家而受到一些影响。我们没有出现身体不适需要治疗和照顾的情况,而且我家有90平方米,足够一家四口居家生活。

我们通过日常生活来保持平衡。我们的大女儿勤奋地在网上上四年级的课。我妻子陪5岁的小女儿练习弹钢琴,指导她做手工,同时用手机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独自一人待在卧室,沉浸在有趣的数据集里。

我很幸运能够专注于最近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WHR)。当我研究报告中的数据的时候,时间似乎过的很快。报告的核心是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研要求受访者使用阶梯式的心理意向来评价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最好的结果为10分,最差为0。

盖洛普自2006年开始对世界各地的居民进行幸福感调查。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D·萨克斯 (Jeffery D. Sachs) 带头的一组经济学家在2012年首次发布《世界幸福报告》,并在以后每年 3 月 20 日(国际幸福日)前后发布最新版本的报告。这些报告回顾了新兴的“幸福科学”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成为胜过 GDP 的指标的证据。

在2022年的《世界幸福报告》中,各国的数据是2019至2021年的平均值(图2)。在参与调研的143个国家中,幸福感最高的是芬兰(7.8),最低的是阿富汗(2.4)。

人均GDP和幸福感之间显然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线性(请注意,我们在图2的横轴上绘制的是人均GDP的对数)。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各个国家的幸福感增长就会越低。事实上,跨国数据表明,收入翻倍才能换来幸福指数增加0.5。

收入固然重要,但幸福似乎也受文化因素影响。

拉丁美洲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总体而言,他们比人们预期的更幸福。我在图2中用黄色表示这些国家,它们大多数位于趋势线之上,而趋势线代表一定人均GDP水平下的典型幸福水平。

由于幸福感研究的流行,拉丁美洲国家的出众表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罗哈斯(Mariano Rojas)指出,虽然社会政治指标显示拉美国家政治稳定性较弱、腐败盛行、犯罪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贫困率高,但他们的幸福状况却非常好。他把这归功于充足的 "家庭温暖 "和其他支持性的社会关系。他解释说,拉丁美洲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并且相对不注重物质价值,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水平高于通过人均GDP推测出的值。

相比之下,图2中用蓝色表示的东亚国家的幸福感似乎不如人们通过收入水平预期的那样高,中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位于趋势线以下。关于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家庭期望对东亚文化中的人有很大影响。这可能表现为一个人为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也可能表现为顺从父母意愿的压力。

第三个突出群体是北欧国家(芬兰、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我在图2中的用红色来表示。这些国家一直是年度《世界幸福报告》中得分最高的国家,芬兰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寻找北欧国家的幸福秘方。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馆长尤卡·萨沃莱宁(Jukka Savolainen)认为,北欧国家有一种谦逊的社会风气。虽然物质财富的积累在许多国家被视为成功的象征,但北欧人更愿意保持低调。著名的詹特法则正是描述了这种风气,出自作家安克赛·森纳茂斯(Aksel Sandemose )1933年的小说《一个逃亡者的足迹》(A Fugitive Crosses His Tracks)。这种社会风气对自吹自擂的人施以惩罚,秉持"比下有余"的生活态度。

《世界幸福报告》的作者没有用文化来解释,而是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幸福。除了幸福感的对数外,这一模型还包括五个变量:预期健康寿命、社会支持、选择生活的自由、慷慨和清廉指数。

图3展示了作者如何应用他们的模型来解释幸福感排名前10位的国家(平均分为7.5)和后10位的国家(平均分为3.3)之间的差异。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中,较高的收入大约占幸福感差异比重的四分之一,其他五个变量加在一起,解释了额外的44%。这表明,非经济因素可以在增加幸福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幸福感最高和最低的国家之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差异仍未得到解释,因此,对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盖洛普对中国的评分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幸福感从2006-2009年的均值4.7%上升到2019-2021年的5.5%(图4)。

中国的幸福感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这完全可以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来解释,在这两个三年期间,人均GDP增长了2.5倍。中国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再翻一番将使其幸福感提高0.6个百分点(略高于跨国数据所显示的水平)。如果经济以5%的速度增长,其人均收入将在2036年翻一番。与此同时,非经济因素对于提升中国人的幸福感也发挥着潜在作用。

浦东的上一轮封控于4月1日结束。然而,上海市政府最近发布的消息表明,封闭期将会延长。我们的行动自由将取决于我们的楼栋、社区和所在的地区是否存在感染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谢我们的好运,并希望我们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作者为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柯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