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算上他的出生地上海,与陈冠中的生命深度相关的居住地至少有四个:上海、香港、北京、台湾。也就如同他不断漂移的处所,他事业上的位移也在变化着,让人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据点去定位。从曾经闻名香港的潮流杂志《号外》到《读书》的海外发行人,再到今年颇受关注的小说,与出版人身份并行的始终是作家陈冠中。除此之外,他还是绿田园有机农场与香港电影导演协会的发起人。

即将于7月中旬开幕的香港书展,陈冠中因其过去半个世纪在文坛的成就而被推为“年度作家”。届时的书展将在“文艺廊”开辟陈冠中专区,以“我这一代香港人”为题,展示早期的《号外》杂志和陈冠中的创作历程。同时,汇集了陈冠中2000年以后的部分文化评论与散文集《我这一代香港人》又于上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一代香港人的迷惘与自省

生于1952年的陈冠中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赶上了人口激增的高峰期,也搭上了经济高速跃进的早班车。陈冠中的前一代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带着各自的地域认同,汇聚在香港。陈冠中这一代人与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趋于统一,所受的教育整体上也比前代更为完整。当陈冠中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人才断档造成他们前头的空旷,作为第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他们占据了香港企业与政府的诸多岗位,并快速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

他们这一代人以在财富积累上的奋进姿态拥抱着香港19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光。在陈冠中看来,香港“婴儿潮”这一代人所有的精神指向以功利主义为主轴。这种精神状态,在他说来就是:“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陈冠中这一代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促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趋于一致,集体性的功利主义将香港社会推向繁荣,却也不可避免地在精神世界中留下一块苍白。“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陈冠中在书中写下的文字颇有反躬自省的意味。

然而,1950年后出生的这一批香港人在文化上的暂时缺席并非香港人的全部。当陈冠中的目光探问19世纪的香港文化生态时,也会发现,香港远远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有着自己的文化脉络,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悬于海外的一盏孤灯。陈冠中的笔墨撩开了最近的历史,让人看到,香港文化的质地原来驳杂而丰富。

“现在,我这一代香港人已到退休年龄,他们曾是香港的弄潮儿,见证了香港的繁荣,但也有人在香港和内地做了很多不上台面的事情。如果他们仍有余力的话,希望他们多做公义之事回报香港和内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陈冠中说。

迁徙带来的体察

快速发展的经济往往与浮躁、功利联系在一起,似乎后者是获得前者必须付出的代价。陈冠中所描绘的香港曾经经历过的物质财富激增与精神的迷惘、单调,也在不同的时空循环上演着。

1976年,陈冠中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潮流月刊《号外》,当时这本带有美国雅皮趣味的生活杂志挖掘了当时主流媒体之外的一个“暗流”。《号外》也随着香港一个阶层的崛起共同成长起来,从一开始的亏损到后来伴随着它所关注的文化人的成长。这份杂志虽然至今仍是小众,却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符号。

1992年离开香港之后,陈冠中来到内地做文化投资。“1992年,内地没有文化商业环境可言的,文化并不是产业。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大家步伐都大起来,文化一步步开始商品化。”陈冠中对本报说。居于台北6年后,他又辗转迁居北京。“到2000年回来,已经像是另一个世界。但我记得那一年北京几乎找不到电影院,而时尚类杂志要拍大片没有几个本地摄影师有足够的器材。现在,用马克思的话,文化产业已几乎完全是依资本的逻辑运转。”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数次迁移,陈冠中的视野落到了更宽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开始跟内地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地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内地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年的问题意识。”

而与香港空间上的远离,或许反而成就了精神气韵上的接近。“加上之后在北京的多年,这就成了我长达20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补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也都不一样了。”他在《我这一代香港人》的前言中写道。

《波西米亚北京》是他新书中收录的一篇老文章。如今,香港依然是陈冠中精神上的依恋,而北京则成了一个承载了他“波西米亚想象”的城市。“平常,我主要是在家待着,有朋友邀就见面,偶然写点东西,但思考是持续的。”如今,他在北京的生活悠然自适,这座城市成为他最习惯居住的城市。在这座庞大而繁忙的城市,不断迁徙的陈冠中依然能够在政治北京、历史北京、经济北京之外,看到这里漂着的知识分子与文艺波西米亚人。他们与浩浩荡荡的农民工、白领、商人、官员一起汇成一个“波西米亚的北京”。

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经济繁盛时期给香港人投射下深刻的文化烙印,比如说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当年投射在文化上的种种是不是会成为现在香港人怀旧情绪的承载物?

陈冠中:我自己比较怀念1970年代的香港,但我的同龄人较多怀念80年代也说不定。这并不表示人人心目中80年代是最好的。

日报:你出生于上海、1992年来到内地,后又在台湾生活,现居住于北京。在三地之间生活,能够给你体察香港的现实与过去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冠中:我对三地都有了相互比较的对象。譬如说,我发觉我同龄的香港人是相对幸运的一代人,不管是纵的跟父母辈比较,还是横的跟内地同龄人比较。

日报:同样是经济起飞的时候,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会不会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北京有某种精神气氛上的相似性?

陈冠中:我觉得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年代,发达大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是相同之处大于差别。在精神上,当时的香港和现在的北京都有一种亢奋的状态,每天有新鲜事出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