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方共同创作剧本”是《平壤之约》的合拍约定,这看似简单的一条合约,在以后的两年中却耗去了双方大部分精力。最后双方都能接受的故事是“阿里郎”。

“这是朝鲜六十多年来,首部对外合拍影片!”

“这是一部全方位展示今日朝鲜状况的影片!”

在2012年6月16日开幕的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名为《平壤之约》的电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打出这样的宣传语。

“中国也有‘阿里郎’吗?”金基德向南方周末记者发问,提问的原因是,他在韩国听说中国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阿里郎”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

2012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两部关于“阿里郎”的电影,一部是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纪录片,另一部是新疆导演拍摄的中朝首度合拍片《平壤之约》。

前者是一个人的“阿里郎”,数年前,金基德患上社交恐惧症,过着隐居生活,他在片中哼唱着“阿里郎”。“理解痛苦,接受痛苦。这就是人生。”金基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后者是一群人的“阿里郎”,也可以说是中国和朝鲜的“阿里郎”。

2009年中朝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10年8月电影报批立项,2011年10月中方摄制组正式赴朝开拍,2012年完成后期面世。这部电影经历三年历程,片名从《血染的照片》到《阿里郎》,再到《平壤之约》,幕后故事一波三折。

李厂长起意

2011年,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接到来自北京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一个电话。电话内容是:拟邀请该厂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出任一部中国与朝鲜合拍片的导演。

这个消息传到西尔扎提·牙合甫耳中时,他很惊讶:朝鲜建国六十多年来,从未与国外合拍过电影;而他是新疆导演,此前与朝鲜和朝鲜题材没有任何关系。

西尔扎提飞去北京,除了见中国电影局的领导,也见到这部电影背后的推手、投资方的李水合。李水合曾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人称“李厂长”。他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九州中原数字电影院线总经理。

这部合拍片最初以《血染的照片》的片名出现在广电总局网站“立项合拍电影”片单中,其备案单位显示的是:北京九州中原、朝鲜电影委员会对外电影合作社。

西尔扎提也是到了北京才了解到:这部电影完全由中国民间投资与运作,并非官方的“指定动作”,“要求我一定要用商业化的手法来拍”。但是,由于是中朝两国首度合拍电影,中国电影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从剧本把关到主创人员选定,都要过问。也是因此,西尔扎提才被“钦点”。

能够促成中朝跨国合拍,这位李厂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鲜人很喜欢中国电影,就像我们当年喜欢朝鲜电影一样。”李水合前后去过朝鲜九次。

2006年,李水合第一次去朝鲜参加平壤国际电影节,当时带去的电影《暖春》夺得电影节组委会奖。

得奖之后,李水合代表山西电影制片厂与朝鲜电影进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将《暖春》赠送给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

2007年,该片又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此后,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暖系列”《暖情》、《暖秋》陆续在朝鲜上映。除了电影院,影片还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朝鲜人民对部分中国影视剧的熟悉和喜爱几乎和中国同步。

在朝鲜最有名气的中国演员是谁?“刘佳,就是演《任长霞》的演员。”李水合说,朝鲜人近年爱看中国的电视剧《任长霞》、《戈壁母亲》、《暗战》、《潜伏》、《陈赓大将》、《钢铁年代》,以及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2011年他与刘佳去朝鲜,从新义州海关到平壤旅游景点,沿途都有人认出刘佳,“公安局长!”

相比之下,李水合觉得中国人对现在的朝鲜了解太少。“1970年代我们放映过朝鲜的《卖花姑娘》、《永生的战士》、《劳动家庭》、《看不见的战线》等等一系列的电影,但是四十多年来中国观众很少看到朝鲜的电影。”他也认为,《卖花姑娘》那样艺术性颇高的作品仍代表朝鲜电影创作水平的最高峰。

“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合拍电影呢?”朝鲜电影界“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李水合开始萌发一个念头。

李水合曾到平壤考察过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和4.25电影制片厂。他介绍,除了这两家重点的故事片厂,再加上儿童电影制片厂、科教电影制片厂等厂,朝鲜每年大致可以生产二十多部胶片电影——朝鲜目前没有应用数字电影技术。所以拍摄电影《平壤之约》,中方制作组带去了数字摄影机、放映机、发电机。通过这次合拍,朝方工作人员也开始接触到数字技术。

“也有其他人要和朝鲜合拍电影。欧洲的国家有的送剧本,有的给他们钱,一个都没有做成。”

向中国观众揭开今日朝鲜的神秘面纱,也把中国元素拿给朝鲜观众看——他有这种预感:这个片子在市场上一定有卖点。

2009年正值中朝建交60年,李水合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朝时,正式提出合拍意愿。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表示支持,朝方答应得也“很痛快”。6月,与朝鲜电影委员会对外电影合作社签订初步协议,“协议谈的是大的原则:两方合拍一部电影,由两方来创作剧本。”李水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只能写“阿里郎”了

“由两方来创作剧本”这一条,看似简单,但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却耗去了双方大部分的精力。

这大概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波折的剧本之一:中方从外交部到电影局都要进行审查,朝鲜方面也是如此。一点共同要求是:两国必须都通过——光是中国通过不行,朝方不通过也不能做。

除了官方审查,投资方自己也有市场压力。投资以千万计数,怎么回报?必须着重考虑年轻观众的口味。“很多人认为中朝合拍电影只有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可写。”李水合觉得,要用这个题材打动80后、90后,难!

制作双方各自出动人马,中国编剧写,朝鲜编剧参与讨论。第一稿写成“年代片”,讲东北抗日联军里既有中国人,也有朝鲜人。当时一起抗日,后来一起抗美。

这一稿,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继续改。改成一个中国青年去朝鲜寻找其亲人抗美援朝战友的故事。今天找这人问,明天找那人问,像一个纪录片。最后终于找到那个人,展开一段老一代的回忆——李水合认为,电影就成了两张皮:现实占三分之一,过去占三分之二,何苦跑到今天的朝鲜去拍?

中国制作方当时就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故事最好不要再涉及过去。

朝方则反对:没有传统友谊,就没有新一代继承友谊。

几次讨论过后,中方稍作让步:战争记忆只能靠对白交代,不能画面展示,以免“电影风格不统一”。

不寻战友,就寻小孩。第三稿有了新故事:几个中国游客在朝鲜旅游,他们带的小孩跑出了酒店,迷失平壤。两条线同时并进:一条线是朝鲜好人如何照顾这个迷路的中国小孩,另一条线是朝方配合在社会上寻找这个小孩,“就像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一样。”但朝方不同意。“那个孩子到了朝鲜就跑不丢;跑出去了,半个小时就能给你送回来——不像你们中国,一个孩子被人贩子给贩走了,几年都找不回来。”李水合转述说。

剧本悬而难决。朝鲜电影委员会主管剧本的一位主任专程到了北京参与讨论。

“实在不行,就写你们的‘阿里郎’。”李水合当时灵光一现。

2009年,他第一次在朝鲜观看十万人参加、长达九十多分钟的大型团体操文艺演出“阿里郎”,在现场深受震撼。“通过‘阿里郎’展示今日朝鲜,音乐歌舞、朝鲜风光,都要有。”第二稿里的寻人桥段也重被拾起:一位中国女孩在朝鲜拿着照片寻人,寻人过程中看了“阿里郎”。

艰难行进

2010年,朝鲜半岛局势一度紧张。3月,“天安舰事件”发生;6月,中朝边境发生枪击事件。枪击事件发生当天,李水合一行4人组成的中方合拍工作组正在朝鲜访问。一些媒体转载当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站的消息称,“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中朝两国的电影工作者将首次合拍电影”。

有关方面的电话打到电影局,问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厂长是不是和新闻单位说要拍一个抗美援朝的片子?”李水合当即说明情况:是拍现在的中朝友谊,并非抗美援朝。

2010年8月,这部合拍片终于被报批立项。因为寻人照片上面染了血,片名就叫《血染的照片》(此后朝鲜也曾建议改名为《如果没有爱》)。

在寻人与看“阿里郎”的大思路之下,两方剧本创作人员此时的分歧更多集中到了一些细节的设置上。

朝方认为剧本里写朝鲜女邮递员骑自行车失实,“在朝鲜女人不能骑自行车”,删。

中方认为剧本里写中国活雷锋在朝鲜跳水救人的桥段太过俗套。删。

剧本里写两国人民感情深挚到要为对方捐献角膜。“不管是中国人捐给朝鲜人,还是朝鲜人捐给中国人,捐了角膜的那个人自己会瞎的啊!”中方认为,从医疗技术上来说这个桥段无法成立。删。

“不启动的话永远都是这样,再谈两年都谈不成。”李水合看不下去也撑不下去了。

“这个女孩去朝鲜干些了什么,咱们去了再说。”

2010年10月,李水合去平壤与朝鲜方面正式签订合拍合同。

两页纸的合同条款包括了:设置两套拍摄班子,中方一套,朝方一套;拍摄以中方为主,如果发生争执,以中方的意见为主;中方支付朝方一定费用,只要踏入朝鲜的领土,吃、住、行、场地、群众演员,都不用中方管;朝方要保证中方入朝以后的车辆、设备、人员的安全;影片完成后,中方负责给朝方制作一套完整的胶片;电影联合署名;朝方拥有朝方的版权,其他各地的版权都归中方所有;电影完成以后,在两国举办首映式,双方互派代表团参加;电影参加各种电影节,中方需通报朝方。

此后一年时间内,中朝双方的编剧换过数人,剧本仍在讨论、修改。主创人员也陆续被物色圈定。

西尔扎提被选定为导演,据说原因有二:脾气好,不会因为合作不顺就发火或者撂挑子;1985年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在新疆拍风土人情类电影颇有一手。

西尔扎提的加入也带来新的观点。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希望通过舞蹈的交流找到两国文化的一个切入点。

这位名叫王晓楠的中国女孩是个舞蹈演员,朝鲜舞技巧一流,跳起来却“没有灵魂”。于是她去朝鲜的任务不仅有寻人,还有找魂。“迷之国,舞之约”,这一主题最终被确定。

这个中国女孩要求形象好,要有表演功底,也有舞蹈功底。出生于1984年、主演过电影《80后》的女星刘冬脱颖而出,被选为中方的女一号。

朝方选出的女一号是出生于1983年的金玉林。她是朝鲜万寿台艺术团的专业舞蹈演员,曾随朝鲜舞蹈代表团多次出国访问。拍摄这部片子是初次“触电”。

分别代表了两国美女最高水准的80后女孩在平壤遇见。刘冬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见到金玉林的感觉,“特别干净羞涩的一种美,一跳起舞,浑身就散发着光芒,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她一眼。”

在赴朝拍摄之前,剧本基本完成并通过审查。有关方面只有一个意见:剧本里引用了一句金正日的话,这话是不是他说的要落实清楚。“不是我们写的,是朝鲜加进来的。”问题解决。

此时的电影片名已经改为《阿里郎》。

“我们就是冲着‘阿里郎’去的。”西尔扎提说。

“中国的同志替我们做宣传,有什么不好”

2011年9月,《阿里郎》摄制组临出发前,电影局专门组织了会议强调纪律,“要体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形象,要给朝鲜电影工作者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28日,摄制组的一辆发电车、两辆器材车开到丹东海关,准备过关赴朝。由于朝鲜方面的邀请函迟迟发不过来,部分剧组人员在这里等待了差不多半个月,中途还放假过“十一”。

李水合后来听说当时朝鲜内部仍有分歧,直到一位大人物拍板:“中国的同志替我们做宣传,通过中国这条渠道向世界上来宣传我们的文化,有什么不好?”

中国剧组60多人,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同样配备60多人,朝方导演是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的一级导演金贤哲。120多人在平壤碰头,等待开机。

对于中方导演西尔扎提来说,当时的心情“有点慌”。他说,看到朝鲜人民向往过平安、幸福的日子的状态时,才开始放下心。“讲人心,按这个路子走,就没错。”

对于刘冬来说,即将面临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一段时间,“开心轻松,没压力”。

开机前的两天两夜,还是磨剧本,磨剧本。

正式开机后,西尔扎提发现朝方比他还紧张。把数字摄像机拉出来,镜头冲着哪里拍?拍演员,会不会拍丑了?

西尔扎提干脆摊开谈:“一定会把朝鲜最好看的、最好听的展现给中国人看。”

最好看的、最好听的莫过于“阿里郎”。当所有摄制人马来到演出现场,面对朝鲜出动的6万名演员,都会发出一声惊叹。

中方制片人还要担心另外的问题。一场戏拍18400名学生的演出,到了午饭时间,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朝方不说,中方也不敢问:一人买一个面包也是笔大数目。后来才知道学生们都从家里带了饭,坐在背景板的位置上自己解决了。

拍了“阿里郎”的歌舞,还得去民间寻根溯源,拍地地道道的民族舞场面。朝方当时提供了一个果园来拍这场戏。西尔扎提到了现场觉得不满意,提议到附近的农村去看看,一看发现都是多院别墅那样的农居,“这个村庄比我们国家的还好!”

轮到拍摄演员之间的对手戏,开始双方也有分歧:中方导演要求表演真实自然,朝方导演则要求夸张一点。一说“开机”,不习惯同期录音的朝方演员就僵了。于是,西尔扎提在试戏时就开始偷拍,那时大家状态还比较自然,“数字摄像机不用胶片,开机就好了”。

刘冬也记下一些诀窍,比如对方一说“思密达”就意味台词结束,该她接话。“很多时候也不管用,停顿了一两秒我才意识到。”她在片中与一位朝鲜男青年有对手戏,“他会有点不好意思,对手戏需要我主动。”

默契一直到电影拍摄中后期才慢慢建立。没有翻译时,双方人员有时靠英文交流、有时靠画画,有时还一起唱周华健的《朋友》。

近两个月的拍摄结束后,欢送宴会上,有人掉泪有人醉倒。

大家都比较满意

2011年春节前后,电影完成初剪。

电影全貌基本就是这样了——中国青年舞蹈家王晓楠表演朝鲜舞《铃铛》时意外失败,懊恼之际,她奶奶安排她跟中朝艺术交流团去平壤,寻找朝鲜舞蹈的真谛,并托付她去找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友秀美。到了朝鲜,王晓楠和青年舞蹈家金银顺产生误会。为了消除误会,金银顺安排王晓楠到自己家乡农村与乡亲们见面,也观摩十万人表演的“阿里郎”。“经过种种周折,主人公终于实现了抗美援朝老一辈人的愿望。”

中方先审查过关,各方面反馈意见是“非常满意”。有关方面的一个建议是:拍摄北京东三环国贸附近的高楼大厦场景太多,可以删掉一些。同时,如果朝方有修改意见,提到哪里得改到哪里,“必须是朝鲜完全同意”。

朝方基本没意见。只有导演希望朝方演员重新配音,“不够冲击力”。重新配过后,他自己感觉也不太舒服,“配音这种模式早已经过时了。”西尔扎提劝他。

李水合回忆说,当时没有拍成平壤夜景,后来朝方寄来一些资料胶片,但因为画幅不同没法用——中方是遮幅式,朝方是四方块。

李水合的任务还没完成。走商业化路线的初衷是否实现,他要拿到年轻人中去试探反响。他不停请80后、90后的学生和一些年轻观众小范围看片,挑毛病。

看到朝鲜舞蹈家金银顺因为电车坏了误了约会,中国的年轻人挑刺:马上搭个出租车就去了嘛,再不行还有黑车和摩的。“朝鲜的出租车主要服务外宾,再说哪有黑车?”不过,李水合他们还是改动了台词:是因为上街购物误了时间。

电影里还有一段:王晓楠半夜里想起金银顺说自己跳的不是朝鲜舞,非常苦恼。这时她的目光落到了一个首饰盒上,第二天她就把这个首饰盒送给了金银顺。中国的年轻观众又有意见:“人家说她跳的不是朝鲜舞,她就想给人家‘送礼’——这有损中国的形象。”于是这个镜头被剪掉了,“这些小细节很重要的”。

“阿里郎”到底是什么?一首民歌、一个演出、还是一个组合?年轻人一问三不知。于是电影改名为现在的《平壤之约》。“是讲朝鲜的吧?是不是谈恋爱的?这就对了。”李水合说。

电影初剪时只用了三分钟的“阿里郎”表演,年轻人们嫌太短,于是被增至七分钟。最后电影成片为93分钟。

“他们既是十万人,也是一个人。”

“他们既是个人跳舞,又是在为这个民族而舞。”

刘冬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朝鲜舞的含蓄,“太外化,显得过火;太内敛,观众看不到。”

尺度太难拿捏。这也是说电影《平壤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