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部学术著作会像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那样,出版、传播直至译介到中国的每一步,都像是踩着地雷,步步惊心。倒并不是这本书本身有多难翻译,而是因为,其论述本身就与风险的大量涌现同步;这本书的每一次重要传播,也几乎都与全球性的风险相伴。也正是那一颗颗笼罩在头顶、由现代化造就的定时炸弹,触动了人们探究这一理论的热情。
在《风险社会》中,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灾害,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与普通人仅能从一个个事件中感受风险不同,贝克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以及风险的生产逻辑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风险社会》德文原版是1986年出版的。巧合的是,与书出版几乎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爆发了。当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惶惑与阴霾中。在这种集体情绪下步入大众视野的《风险社会》,立刻引起轰动。6万册的销量,对一部学术著作来说相当罕见。1992年,《风险社会》英译本出版,贝克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风险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影响了安东尼•吉登斯、尼克拉斯•卢曼等众多著名思想家。在舆论场中,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也几乎成了一种启蒙,引导大众关注那些一直被掩盖的问题。
《风险社会》中译本第一次在国内出版,是2004年。老版绝版多年后,译林出版社今年终于推出了新译本。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看来,与十多年前相比,直观上,我们能看到风险正以更高的频次,在更广的范围内出现,而且是此起彼伏,按住这一头,那一头又翘起来。比如,一户人家如果没有孩子,可能不会受疫苗事件影响;可这家人如果做投资,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金融风险。从理论上说,随着人们对世界的改造越来越深入,风险会逐步加剧。译者之一张文杰则感到,如雾霾这样的风险,已经从隐忧上升为全民关注的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贝克描述的图景与普通中国人的感受更契合了”。
乌尔里希•贝克最热的那些年
回看《风险社会》对中国人的影响,2001年的“9•11事件”是个重要节点。肖瑛记得,从那以后,“非传统安全”开始在国际政治学界大行其道,这些讨论,为“风险社会”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传统安全问题就是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非传统安全’则指的是超越国家边界的、出人意料的恐怖袭击。”肖瑛自己也是从那时开始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
与远在美国的“9•11”相比,2003年“SARS”更是让每个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威胁。“当时大家认为,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与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在一块。”加上口蹄疫、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风险社会”很快成了热词。当时,贝克与吉登斯、斯特科•拉什合作的《自反性现代化》已经出了中文版,国内一些学术刊物,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也接连推出了对《风险社会》的讨论。
2007年,在一片风险社会研究热中,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相比于中文版刚推出的时候,肖瑛认为,“现在国内的研究已经不那么热了,相关研究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克的理论已被穷尽,或失去了对中国现实的观照。“我们对风险的理解,还是比较浅层次的,只是想当然地使用这个概念,认为风险就是环境问题、经济危机等等,而很少关注关于风险社会理论所讨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如科学理性的内在悖论、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等。”肖瑛还指出,贝克所想象的科学理性和科学活动是独立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受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如果不考虑各种具体的在地化因素,那么对它的理解就会越来越平淡。”
隐约有作为一名德国人的心理负担
最新出版的这个译本是以旧版为基础,从英文版重译而来,再根据德文原版做校对。在参与修订的过程中,张文杰发现,英文版对原文改动较大,不仅省略了几十页内容,还在多处有漏译和改动。针对这些差异,张文杰作了补译、修正和说明,并重新翻译了部分专业术语。所以,在行文和概念表述上,新译本更接近于德文原版。
阅读德文原版,让张文杰直接地感受到贝克的语言风格。“语言风格平实、好读。”他说,与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或更早的马克斯•韦伯相比,贝克的表述方式都“更英美化,风格与吉登斯等人比较接近”。
贝克的书写有时也颇为文学化,书中几处浪漫的句子,甚至让这位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感到有点为难,唯恐把握不准。“一般社科学者的写作都力求精确,会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句子。”可贝克显然不想把这本书的面目弄得过于严肃,书中的许多句子都颇为活泼、感性。在前言中,他就大方写道:“要是有人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闪耀的湖光,这不完全是错觉。本书不少内容都是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户外山间写成的,这里时常天清气爽,来自阳光、清风和水波的大量评注,一并被收在书中。”
写作时,贝克常被湖光山色围绕,但在书里,随处可见他对环境污染的担忧。“核能”一词更是频繁出现。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大转型,是贝克写作的时代背景。在书中,他虽只字未提纳粹大屠杀,张文杰却隐约感到,“他有作为一名德国人的心理负担。他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避免人类走向自己也无法掌控的道路”。
专访
第一财经:这本书出版后,“风险社会”一度成了一个时髦的词。贝克所说的“风险”与自然灾害或市场经济中的“风险”内涵不尽相同,但他没有对“风险”给出明确的定义。在你看来,贝克所说的风险究竟指什么?
肖瑛:他说的“风险”是由人的理性决策和行动导致的。风险和危险不同。危险和人的行为没有特别大的关联,不管人在乎还是不在乎它,危险都在那儿。“风险”这个词最早源于荷兰的航海家。航海家不出海就不会遇到海难,但选择出海,就可能遇到海难。因此,“风险”是人的理性行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风险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自然已经完全被理性化的科学、制度所改造。我们现在虽然在说要“回归自然”,但此“自然”并非真正的“自然”,而只是人造化的自然。人类行动的结果构成人所生活和生存的环境,因此,人类实际上就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这是贝克所说的“晚期现代化”的特点。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没有人可以逃避风险社会。即使你是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看起来完全没有对科技和理性发展起到作用或受其影响,但依然不得不承担人类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就像环境污染。
第一财经:按照贝克的讲述,富有的人抵御风险的能力比穷人强,但现代化风险又有“回旋镖”效应,它最终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所谓“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下迫害者和牺牲者迟早都会合为一体”。他的这种论述如今是否还有很强的概括力?
肖瑛: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境下。记得贝克说过一句话:“脏水不会在总裁家的水龙头前停下脚步。”也就是说,风险社会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疫苗事件,原先好像仅仅部分家庭是其受害者,但其实其波及面很广,连刘强东的女儿也打了这种疫苗。还有如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好像没有地球人能够逃避其影响和危害。
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说,具体地看,不同阶层所面对的风险以及应对风险的办法还是不一样的。富人可以通过移民或其他方式来规避雾霾,可以通过打进口疫苗来避免假疫苗。但从根本上看,科学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没有一种科技产品对人而言的效果是完全积极的,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一种风险很可能带来其他的风险,一个人可以逃避某种风险,但不一定能逃避由此带来的其他风险。譬如三鹿奶粉事件后,据说中国奶粉的标准已经达到世界最高了,但是除了在经济上无法支持的家庭,基本都会去吃进口奶粉。这就是由此造成的信任体系的破坏。社会信任关系被破坏后是很难修复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风险,一个很少有人能幸免的风险。
第一财经:单身比例和离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对保持一段长久的关系似乎也不很热衷了。直观上,这些情况与贝克对核心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论述十分接近。他在书中就提到,在风险社会中,稳定的核心家庭可能会摇摇欲坠,男女在人群中相遇,仅仅是互道好感,很快分手作别。这些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大背景?
肖瑛:刚刚我们说的是生存性风险,在贝克的理论中,风险社会还有生活性风险这一维度,这就是个人迫不得已必须面对的个体化进程。西方社会在其现代化早期,民族国家会建立一套制度来保障每个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但风险社会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世界,早期现代化阶段构建的保障体系无法再为个体提供保障,个体化因此而进入新的阶段。
工业社会,男女虽然平等,但依旧讲究核心家庭,讲究男主外、女主内。但当个体化推进到极致时,女性也得到了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和就业权利,经济上获得完全独立。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更加拥挤,家庭成了一个协商性家庭。男女都要就业,孩子谁来带?家务谁来做?就需要协商,因为已经不存在谁依赖谁了。而且,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催促人们不断接受再教育,不断流动,个体化反过来被不断极致化。
这种流动性,让国家很难建立保障制度。失业和就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上班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进行,失业率统计起来很麻烦。我们的很多毕业生不签三方合同,开网店,或者在家玩电游,也能赚钱,很难在制度上确定他们是失业还是就业。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制度有利于他,只能不断再学习,但所有制度都是供个体选择的,而不具有保障的作用,就如现在的考证热,多一个证书对于个体而言就多一个就业机会,但这些证书本身也并不保障能够就业。另一方面,个体是可以建构制度的,但制度建设不是单个个体所能完成,而需要同他人协商、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很可能是短期的,因事而起因事而终的。所以贝克说,风险社会中,人要有一种利他的能力,但这种利他背后还是功利主义。
与此相关联的就是“亚政治”的兴起。个体联合起来,就某一个风险现象,发起社会运动,通过社会理性来监控和防止科学理性的肆无忌惮。这一点,最典型的是崔永元等社会人士发动的反转基因运动。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科学家,不懂转基因,就不能质疑它。但按照贝克的“亚政治”理论,崔永元并不是在反科学,而是通过互联网,发起一场新社会运动,要求清楚标注哪些产品是转基因产品,哪些产品是非转基因产品,把食品选择的权利交给消费者。这就是用社会理性来应对科学理性的一种表现,希望以此来对风险社会的进程进行一些控制。
第一财经:《风险社会》出版多年之后,在你看来,他书中的哪些内容得到了尤为强烈的现实印证?
肖瑛:风险社会所呈现的是晚期现代化阶段全球社会的整体状况,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抽象地理解风险社会,而是去感受一个一个具体的风险现象。不同制度、文化和经济情况下,具体风险现象以及它们的生产和再生产逻辑不一样,人们对风险现象的选择和理解也不一样。比如,身处贫困中的人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感知就与大城市的白领不同。贝克用“亚政治”来呼唤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的积极行动,也只能是针对具体的风险现象,而难以抽象地反对风险社会。
直观地看,具体的风险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起起落落,此起彼伏。但是,在学术上,对具体风险的理解,必须与风险社会这一整体阶段勾连在一起,是整体的风险社会生产机制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化;而且,从社会整体结构来看,具体风险的规避和生产是同一个过程,按住了这一头,那一头可能就会翘起来;反过来,具体的风险现象的不断涌现,实际上也推进了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德]乌尔里希•贝克 著
译林出版社201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