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8洪灾”是1942年旱灾后河南遭遇的又一骇人灾难。但究竟有多少死难者,至今没有权威说法。

我伫立在墓碑前,想着这个家庭100多年来的历史,40年前的突然遭遇,从不正常的社会到正常的社会,政治、灾难与亲情的纠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命运演变。正常,是多么重要而可贵的价值。

一

1975年8月2日,河南中南部舞阳县,县人民医院内再简陋不过的一间职工宿舍。

74岁的儿科医生李耀宇准备上班,小他两岁的老伴朱敬梅说:“我回李仙庄住几天,你自己顾住自己。”

李耀宇说:“伏天里这么热,回去吃住都不方便,别回了。”朱敬梅很固执:“自己的亲儿,有什么方便不方便?就是跟他躺一片薄席上,他还是俺亲儿。大家都嫌弃冷落他,不管不问。他再过几年都50岁的人啦,天天还背个大黑锅。人家糟恼他,我当娘的说啥也不能丢下他。”

李耀宇性格耿介,在家说一不二,朱敬梅凡事依他,平素照顾他,唯独在长子李腾的问题上不从他。李腾原在太原的军工企业工作,1964年“四清”中被遣送回乡劳动改造。

这天,李耀宇雷打不动去坐诊,朱敬梅出门买了一篮鸡蛋、一只烧鸡、两瓶酒,走到几百米外的汽车站,搭车回乡看儿子去了。

二

李耀宇和朱敬梅的老家在县城西南16里的李仙庄。李耀宇出身贫寒,全家靠给相邻王楼村的两个大户种田为生。十五六岁时,有人介绍他到县城药铺当学徒,他肯学,脑子又灵,很快学会了煎药治病。20多岁,他替人当壮丁,时称“卖兵”,替的人给了他家3石粮食。李耀宇进的是冯玉祥部队,由于有药铺的底子,他被分去从医,边学边干,学了些西医,最高职务做到“少校军医”。离开部队回舞阳后,李耀宇开了间小诊所,有个乡亲给他当下手。1948年,他出任舞阳县立医院院长。

李耀宇对病人很好,而病人送的一个鸡蛋一斤白糖也未收过。解放前不少财主找他治病,看好后愿拿十亩二十亩地给他,他一概回绝,所以解放后土改,李家因无土地,被定为贫农,还分到八亩地主的良田和一张顶子床,初入学堂的小儿子李工也分了个油光可鉴的小板凳,上学不用再坐砖头。解放初,李耀宇连任两届县政协委员,属于地方贤达。

李耀宇专心从医,不问政治。他和李腾的别扭始于解放前那几年,李腾迷上了共产党的学说。

李腾是1946年夏天考上省立许昌高中的,入学后接触到马列主义,偷偷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朱自清、闻一多、茅盾的书也读了很多。他的政治倾向由此确立,就是国民党腐败无能,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1947年寒假返乡,李腾带的“禁书”被李耀宇发现,他大为光火,骂李腾不老实上学而招惹是非。儿子越辩,父亲越火,最后把他捆在树上抽了几皮带。这道伤痕印在心里,多年都没有化解。

1947年暑假李腾没有回舞阳,而是和一个同学去了汉口。同学父亲在一家叫“鄂豫协作公司”的地方当杂工,见到两个孩子擅自而来,很不满,骂他们是不肖子弟。可机缘巧合,公司负责人发现李腾住处有几本“禁书”,就让他送了几份文书,并留他们在公司吃饭。半年后,李腾被告知,这个公司是中共中原局在武汉的秘密组织,经负责人介绍,李腾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武汉招兵,李腾报考,被“四野”后勤青年干部学校录取。在校期间,他作为《战士报》特约通讯员还发表过诗文,展露了才华。

1950年3月,李腾从干校毕业,分配到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当文化干事。1952年6月,人民解放军组建空军,先期成立汉口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4年迁往南昌后简称“昌航”),李腾有幸被抽调成了第一届学员。他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爱情,和一位名叫方处贞的美丽女孩相恋了。1955年毕业前夕,他们甚至偷吃了禁果,这在当时算是很有勇气的事。

可惜的是,李腾毕业时分配到太原太行仪表厂,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航空制造企业之一。而方处贞则留在武汉,1962年自然灾害时嫁了别人。

李耀宇的次子李晋,1951年大年初一那天从舞阳参军,抗美援朝,进了中央军委测绘局测绘工作大队的军校,转业后入南京永利化学工作公司当了两年电工,再保送到大连工业化工学校读预科,第二年转入鞍山第一钢铁工业学校。1958年李晋毕业,分配到山西峨口的铁矿工作,1962年12月调到太原钢铁公司。

李耀宇的幼子李工,1955年小学六年级时从舞阳到太原读书。他想去大城市,而大哥在太原,就去了。

三个儿子在外,只剩下唯一的女儿秀云在舞阳。秀云爱学习,但李耀宇重男轻女,说女孩子不用读什么书。

三

李耀宇平静的家庭在1954年有了一点小小的风浪。当时“三反五反”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夏天,成绩很好的秀云小学毕业,竟没有考上初中,第二年再考,还是不行。秀云不解,老师不说,李耀宇不问。秀云只好去信用社上班,当了会计。

无风不起浪,凡事皆有因。问题出在李耀宇当过国民党的军医。但这一点,当时又没有谁公开拿出来说破。

李耀宇认为,他是贫农,是医生,是政协委员,入的是冯玉祥而不是蒋介石的部队。确实,他没受到冲击。秀云考不上初中和他究竟有没有、有多大关系,没有个明确说法。很快,1956年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总理讲话中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此后不少方面的政治条件都放宽了。1956年夏,秀云瞒着父亲偷偷去考初中,这次被录取了。

6年后,家庭历史的“阴影”又显灵了。1962年高考,在太原山西大学附中读书的李工意外落榜,李工是高材生,考得也很好,有领导说他的成绩是那年山西省文科第七名。但就是落榜,也没有理由。不过,他姐姐秀云从许昌高中参加高考考上了开封师范学院。

沮丧的李工回校清理东西时,校团总支书记给了他一份舞阳县枣林公社李仙庄大队支部出具的证明材料。材料是写给舞阳县人民医院的,内容是证明李耀宇一家是贫农。显然,这个材料对李工没起什么作用,对秀云倒起了作用。李耀宇一家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针对他们家庭成员出身的外调有过多次。

无缘大学又不明就里的李工参加了1962年下半年的招工,进了李腾所在的军工厂。他每月拿9块钱的学徒工资,一心等着两年后转正,工资能涨到35块5。他坚持写作,1963年“五一”劳动节,他的组诗《师傅素描》和《保管员的回答》分别在《山西日报》和《火花》杂志发表,前者还收进了《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山西工人诗歌选》,《山西日报》也聘他为特约通讯员。

真正的风暴是1963年底的“四清”运动,这次李腾出大事了。

“四清”工作团11月进入太行仪表厂,先“夺权”,从厂一级到车间科室,原来的领导一律“上楼洗澡”,自我反省,靠边站;接着组建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忆苦思甜,瞄准射击“活靶子”,组织专职人员内查外调,准备“全面彻底向隐藏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12月1日,在全厂职工加上家属近万人参加的誓师动员大会上,厂长被工作团点名批评为“地地道道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一车间代理主任李腾被点名批评为“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这对李腾是晴天霹雳,坐在台下的李工也五雷轰顶,哆嗦得连座椅都吱吱直响。李腾在几天后失去自由,被工作团关禁闭拘留审查,其罪状有:长期隐瞒地主兼资本家的反动出身;长期隐瞒伪国民党员和伪三青团的历史身份;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著书立说,骗取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最高荣誉;利用车间代理主任身份,破坏正常生产秩序;强奸妇女。

1964年2月6日,农历“小年”那一天,被审查批斗了两个多月的李腾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送回舞阳改造。

李腾出事后,李工迟迟转不了正。“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就是他当时的写照。1969年,趁着河南漯河仪表厂去太行仪表厂借调技术人才的机会,他调回漯河,此地离舞阳只有100多里。李工后来成为漯河仪表厂副厂长。

“四清”时,李晋所在的太原钢铁公司也派了一个科长到舞阳外调他的家庭背景,结论是他家是贫农,他爸是县医院的老医生、名医生。李晋因此未受冲击。李仙庄支部出具的证明都一样,外调结果却不一样,历史就这样吊诡。

李腾的所有罪名在1979年被认为是“不实之词”。此时距他被开除公职、回乡务农,已经15年。其间,他的妻子、县医院医生陈爱荣也受到株连被辞退,后来屈就于城关镇一个卫生所打杂。

李腾平反后很快入了党,后来担任舞阳县经委机关党支部书记、科技科长,长期享受副县级待遇。在当年的所有罪名中,“强奸妇女”对他内心的伤害最大,他永远无法相信对于方处贞外调的结果是这个。1997年,他到武汉参加“昌航”校友聚会时试图寻找当初的恋人,得知她在“文革”发动后想方设法去了美国。李腾罪名中最荒唐的“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是说李耀宇解放前开诊所时雇过一个帮工。

四

1964年2月,当李腾突然被押解回乡,李耀宇既震惊又感到羞耻。从解放到“四清”,他没受过啥折腾,也没人公开说他的身份有问题。现在,他认为李腾必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否则不会如此处理。但朱敬梅不觉得儿子是坏人,她隔上一段就从县城回乡,每次都带上一些吃的穿的接济儿子。

李耀宇在“文革”期间挨过批斗,因为他是“国民党军医”,这让他一度也抬不起头。但人总要看病,医院离不了这个远近闻名的医生,所以对他的批斗基本上止于批一批,而不属于残酷斗争那一类。

1975年8月2日傍晚,朱敬梅回到李仙庄李腾住的草房。3日,她开开心心串了几家亲戚。4日是儿子45岁生日,她亲自动手下面条、煮鸡蛋、摊煎饼。

3日中午,村里的广播喇叭预告,4日有中到大雨。4日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开始忽雷闪电,大雨倾盆。5日晚上大风刮起,把广播线弄断了,天气预报没了。雨下了几天,沟满河平,朱敬梅想回县城也走不了。7日下午暴雨又至,李腾出门打听,这时李仙庄人心浮动,有人说南山一带将发生大地震,有人说枣林公社干部动员社员尽快往蚂蚁山转移,有人说上头有令,为确保平顶山市各大煤矿不受损害,将炸开边上的昭平台水库,水库的水将直接通到沙河、澧河,整个叶县、舞阳怕都保不住……

从黄昏到夜晚,这慌乱又无望的时间里,母子俩待在草屋里,寡言少语,只有“花花”哼哼唧唧地哀嚎。“花花”是条流浪狗,一个冬天,李腾在路边捡到了快被冻死的它,抱回去一勺一勺喂了半碗稀饭,它才活过来。“花花”从此成为李腾孤寂生活中的慰藉。这一晚,“花花”坐卧不宁,任凭主人如何吆喝,仍叫个不停。

到了后半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李腾心神不宁地开门张望,“花花”突然像箭一样蹿了出去。李腾正想关门,只听呜呜地,像是几十台火车头一齐拉响了汽笛,震耳欲聋,滚滚而来,又像闷雷平地而起。李腾浑身发麻,汗毛直竖,却见庄南头好像有硕大的火球隆隆滚动,只一瞬间,一两丈高的巨浪就在闪电照耀下直扑过来,如同天旋地转。李腾抱着母亲冲向门外,刚出门,轰隆一声,草房被掀倒在地。巨大的冲击力把娘俩撞翻,栽倒在院里的粪坑里。就在李腾闭眼睁眼的工夫,母亲已经被巨浪卷走。

8月8日黎明,抱住一棵树免于死难的李腾,在村北头的断墙内找到了母亲的尸体。由于腰椎受损,朱敬梅平时走路上身前倾,有些弯腰驼背,她的遗体也因此有些蜷缩。酷热的一天即将开始,李腾怕遗体生变,找了个破箱子,把母亲放进去,暂时埋在一块稍高一点的荒地里。

这不是一家一户的灾难,是不知多少生灵的灾难。从8月7日深夜到8月8日凌晨,在豫中南的驻马店、西平、遂平、漯河、舞钢等广大地区,由于持续暴雨的积累,许多严重超过库容的水库漫顶溃坝。此前为防旱蓄水,不少水库的溢洪道闸门紧闭,有的多年都没有打开过,已经锈死。当入库水流远超警戒水位时,一些水库的溢洪闸门甚至打不开。而要用炸药炸毁泄洪道闸门,又必须一道道向上请示。时间被无情地耽搁。最终,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导致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680万间房子被毁,京广线中断18天。这就是“75·8洪灾”。

根据水利部门的资料,板桥水库最大溃坝流量达到7.82万立方米/秒,比1981年长江洪水宜昌站7.2万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还大,当溃坝洪水冲到下游约40公里的遂平县城时,洪峰流量还有5.34万立方米/秒,与宜昌站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相当,时速30到50公里的洪水如同脱缰野马,在午夜汹涌而下,席卷一切。

强击舞阳乡村的洪水,源于石漫滩水库。这座1951年7月修建的水库,是淮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水库。据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75·8警示碑”记载,“8月8日零时30分,洪水浸坝,大坝溃决”。

“75·8洪灾”是1942年旱灾后河南遭遇的又一骇人灾难。但究竟有多少死难者,至今没有权威说法,从水利部门到地方到学者,死难者数字从2万余到20万余,有9倍之差。这有统计口径差异,比如除了洪水中的直接罹难者,后续还有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难者。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死难和灾荒几乎没有报道和认真调查,当时驻马店地委的意见是“不主张再逐个核实”。“75·8洪灾”的很多谜团将永远无解。

五

李耀宇在朱敬梅遇难后,独自走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晚年他又加入了政协,在县里的会议上常和李腾见面。他参加了一期入党学习班,成为组织培育的积极分子,但最终没被批准。组织上觉得这位德高望重的名医留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没能入党,这是李耀宇最后的遗憾和心病。他的心情和身体为此都受到了影响。

李腾在舞阳县经委退休。退休后他把8500元储蓄全部预交了党费,他说:“活一天就扣一天,等我死了,就全部捐出。”李腾于2012年12月病逝。

李工在1975年8月9日从漯河徒步赶回李仙庄,当时已不通汽车,满路是坎坷的黄泥。他筋疲力尽走到村里,和只穿一条短裤、满身是泥的大哥在庄北母亲的坟头彻夜痛哭。不知是不是哭声的招呼,当晚,失踪的“花花”突然跑到他们身边。40年后,李工从民间历史的角度写出《让灵魂跟上来——“75·8”河南洪灾四十周年祭》。在这本书里,他采访的多个例子表明,在洪灾面前,家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实在是不可抗拒,与逃避、懦弱全无关系。在书的最后一节,他引述了温家宝的一段话,那是2010年6月25日,温家宝和浙江大学学生对话,他说,昨天我到了江西抚州,江西第二大河——抚河大堤发生了决口。那个圩子有10多万居民,我们用48小时转移了近10万人,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确实是个奇迹。我们这个国家灾难够深重的,唯有以科学和求实的态度才能救中国。

李耀宇于1991年1月去世。临终前那段时间,他忽有所觉,坚决不住医院,要待在家里。他说,要和她埋在一起。由于未能火化,所以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医院不能以组织名义为他办丧事、送花圈。但他医治过的病人送来的花圈从院子排到街上,当日整个舞阳县城的花圏断销。在1975年8月2日早上分手后,李耀宇和朱敬梅终于在一起了。

六

2015年4月4日,李工照例带着李家后代,到李仙庄给父母扫墓。李耀宇和朱敬梅合葬在一片碧绿的麦地里,麦地是别人家的,但他们在墓周围留出了一条小路,使墓地显得独立。碑文由李工于1992年清明节撰写,秀云在开封找人雕刻。他们只知道慈母朱敬梅生于1903年,但具体生辰不详,所以碑文上写到,“‘75·8’罹难洪患,不孝子女竟不记其生辰,悲夫!”

4月4日这天,天降小雨,时断时续。我伫立在墓碑前,想着这个家庭100多年来的历史,40年前的突然遭遇,从不正常的社会到正常的社会,政治、灾难与亲情的纠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命运演变。正常,是多么重要而可贵的价值。

墓旁,绿油油的小麦正齐刷刷地向上生长,如同姥爷那耿介的品质。稍远处,黄灿灿的油菜花一片片连接不断地绽放,又仿佛姥姥那贤淑的性格。40年前,她走得那么凄惨,但此刻,我听见大地深处有个善良的声音,“别怨谁,是水让我走的。”

(本文参考了《让灵魂跟上来——“75·8”河南洪灾四十周年祭》一书的记载,特此鸣谢。欲购买该书的读者可以联系李工,ligongluohe@163.com,该书工本费加邮费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