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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常委出书为了什么?

来源:互联网

朱镕基新书发布会

最近以来,一些卸任的中共中央常委级老同志都纷纷出书。不过,就目前而言,出书的老常委主要是中共中央16届以及之前的常委,尤其是15届常委中,有六位在退休后都出书了,包括今年出书的几位,都是当时的常委。

8月12日,最热的恐怕14届、15届常委朱镕基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它同时在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地举行首发仪式,不仅引发媒体热议其中观点,还激发了人们对这位耄耋老人的怀念。此前,他还出版过《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几个月内发行量都超过百万册。

有意思的是,涉及13届、14届、15届常委江泽民的画册《江泽民与扬州》也在8月12日扬州举行首发式。官方媒体称,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许多珍贵图片,让人充分领略了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风采,也让人深切体会到他爱家乡、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今年出书的还有16届常委吴官正,他5月出版的《闲来笔潭》引发一个月热销40多万册。他自称这是“用来打发时光,咀嚼其中滋味,找些人生感悟”。不过,这并非吴官正出的第一本书。2008年~2010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官正三本“实践与思考”系列书籍《汉水横冲》、《正道直行》、《民贵泰山》,主题分别是武汉城市改革、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山东的改革发展稳定。这些内容主要是政治文稿,销量集中在当地,有十几万册左右。

在众多老常委所出的书中,江泽民的出书规格最高,种类算最多,相当一部分为工作文稿,比如《江泽民文选》。根据公开资料,在2003年~2009年间,他共出版6本书籍,总发行字数为200多万。其中还包括江泽民的三本学术专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国能源问题研究》和译著《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前两部作品还翻译成外文。

13届、14届、15届常委李鹏是老常委中最勤于写书的,所著书籍也是几位老常委中最多的,在2003年~2012年中出版多达8本,其中6本为日记系列,8本书籍共有700万字,所涉内容主要是工作记录。比如,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2007年有出版了《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2008年则出版《和平 发展 合作——李鹏外事日记》。

15届常委李岚清出书也不少,从卸任之初的2003出版《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此后还有涉及音乐、篆刻等兴趣爱好的书籍迭出,当然也有涉及一些工作方法理念的书籍,比如推行接水灌溉,还有回忆改革开放30年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除了出书,他还举办过现代音乐主题讲座,在2012年5月还组建过“三高”乐团,乐团包括几十个部级官员,但在年底便解散了。

2010年4月,13届、14届、15届常委李瑞环也出过不少畅销书,其中《务实求理》(上下册)不到一个月销量达到20万册。该书约74万字,选编了李瑞环一部分主要讲话和文稿,中央工作的有92篇,在天津的25篇,按内容共分为16个部分。这并不是李瑞环第一次出书。2005年,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学哲学 用哲学》发行了上百万册,2007年的《辩证法随谈》也有40多万册。这些著作主要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

乔石是13届、14届的常委,也在2012年6月出了首部公开出版的作品——《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全书收录了乔石1985年至1998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有关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讲话、报告、谈话、文章共102篇,约44万字。书中还收录了一些照片和题词。编入本书的文稿,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罗列了这么多出书的常委,也可以大致分析一下,他们出书为了什么?

对于大量普通作者而言,出书首先是扬名,但是这对老常委们,都不会是动力,因为他们的名气已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普通的作者。其次,是赚取稿费,虽然一般作者的稿费也并不高,但总归是一种收入,不过这对于老常委们也是最不可能考虑的,因为公开资料,大部分老常委都把出书所赚稿费捐出来做公益。朱镕基三本书的稿费超过4000万,目前已经成立一个不便透露名称的基金,专注于资助贫困孩子,吴官正的稿费也成立类似的基金资助教育事业。

所以,老常委们出书主要是基于其他原因,由于他们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是他们出书的主要形式,这属于一类;还有一些重大政策的回顾和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个体的执政风格,如李鹏的日记和朱镕基的三本讲话实录及答记者问等;还有一些是就任常委或者重要岗位之前的学术艺术作品,还有一些是卸任之后陶冶情操的思考和创作。

如此分析下来,大致有三个出书的理由:首先就是“三不朽”之一的“立言”。对于老常委这样的政治人物,非常契合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所称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对于他们而言,卸任后出书,记录自己在任时亲力亲为的内容,既是对历史负责,保留珍贵史料,也是对公众一个交代,让后人了解那些历史。

其次是陶冶情操,对于一些老常委而言,长期的政治生活,个人的兴趣爱好、休闲娱乐常常为让渡于忙碌的工作。一旦退休,就有时间和条件重拾一些爱好,比如音乐、篆刻、京剧等。当然,大家也明白,《孟子·梁惠王下》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出书或者通过音乐讲座等方式与大众分享,也是别有一番乐趣,甚至还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

再次就是影响当下,一些老常委出书的内容,有些是几十年前的文字,但是其思想可能对当下还有借鉴作用。从我们惯例上,卸任的老常委会了解国家大事,但并不会通过出书或者公开言论地方式表达自己对当下的看法和意见。这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他们的卸任总统总理,可能随时出书发文,或者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对现行政策的意见。但是中国这种情况很少,即便真想表达一些意见,他们也会有内部的渠道。

笔者也听一些老同志说过,他们即便八十多岁,也是随时有条件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现任领导。何况这些老常委,那些新领导人都是当年他们的助手或者同事,所以,重大的意见完全有条件通过内部渠道传递。那么他们出书还为什么?当然是获得与公众的互动,进而含蓄地影响一些决策部门。毕竟,郑重其事地发表意见,那也多半是一事一议,要想广泛地影响当下,那出书是最合适的方式。尤其是老常委们在任期间,如果论讲话、文稿和批示等等,基本上有海量的文档,出版的内容可能只有百分之几,这种内容的挑选就会有比较鲜明地价值倾向,除了历史意义,一定会有现实意义。

还有一点,这些书在出版之前就会发给大量在任和卸任的领导同志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本身就是一个影响的过程,如果不是出书,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理念、思路。尤其是有些工作体会、办事风格,只有同样身在其位的人才能感同身受。总之,懂的人会懂其中的深意。此外,通过大众媒体对于出书的二次解读,实际上也会给更多政府部门、权力机关的官员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一些还在任上的老部下、老同事,重读老常委的书籍,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触。(作者:禅宗七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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