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个硬盘里,存满了这些记忆。”贾樟柯在新片《海上传奇》中,采访了18位上海历史的亲历者与观察者,包括曾国藩曾外孙女张心漪、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之女杜美如……一路下来一直到杨百万、韩寒。

“拍摄的过程就好像撒网打鱼一样,一共找到了80多位重要人物,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直系亲属,听他们说这些话。”贾樟柯言语之间充满了感慨,“幸亏有电影,100多年以后人们还能找到这些记忆。”

7月2日,这部纪录片正式公映,人们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上海“冒险家乐园”的前世,与世博会举办地的今生。

上海的人与事

80多位访谈对象,“每一个都是从出生讲到现在”,这给后来的剪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贾樟柯回忆说,“剪的时候不能很理性,只能一边剪,一边体会访问对象的话给我的感觉。”

贾樟柯发现,“讲述的时候,每个人好像都有快进和暂停,每个人都有愿意停下来慢慢讲的部分,比如杨小佛讲父亲被暗杀,王童(国民党名将王仲廉之子)讲自己从上海离开的时刻。”这些人停下来慢慢讲的部分,都是他们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关键点,永远难忘。倾听了所有的这些故事之后,贾樟柯这样描述自己:“老毛病又犯了,又搞了群像的拍法——我感兴趣的是大的历史变迁背后的人生故事,重要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所有这些故事发生的舞台,都是上海。贾樟柯的御用摄影余力为和音乐林强,为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营造了凝重得好似油画般《清明上河图》的意境。镜头在弄堂里老上海和新上海人之间流转,事实上为了达到这样自然的效果,团队为了那几分钟的镜头,在弄堂里工作了几个月,直到将街坊们对摄影机的陌生感完全磨掉。

贾樟柯一直的愿望,是“两岸三地的人,可以一起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讲自己的立场。潘迪华(现居香港,著名老一代歌手)代表的是平民,王童代表国民党,王佩民则是烈士的后代”。因此这部关于上海的电影,场景并非只有上海一个地方,他们也前往台湾和香港,搜寻上海在那些地方留下的足迹。

贾樟柯认为在拍摄过程中,最大的“体力活”是寻找合适的空间来进行访谈,“80个人要找不止80个场景”。在他看来,空间对于讲述者非常重要,“环境和人之间发生着关系。比如杨小佛,他是在豪华的锦江饭店和他自己家里拍的,因为14岁是他的一个分水岭。父亲杨杏佛遇害之前,他交往的都是宋子文这样的人物,经常去骑马、喝咖啡,过的是那样的一种生活,但是之后,他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他晚年住的家非常简单。”

他们寻访的除了历史的亲历者之外,也有描述上海历史的人,比如侯孝贤,他拍摄过《海上花》。在贾樟柯看来,这是对那个年代最为完美的影像再现。“侯孝贤说小贾你别拍我,我不是上海人。而且照他的意思,就直接在家门口拍就行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去再现他的《南国,再见南国》当中的场景,侯孝贤坐在台湾的平溪线小火车里,背后是远去的隧道和山花。”

胶片里的上海

在这部电影里,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片中1972年在豫园喝茶的人,也可以看到娄烨的《苏州河》里1999年的苏州河沿岸,还能看到谢晋的《黄宝妹》和其他解放初期拍摄的电影里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上海。

贾樟柯回想自己起初开始构思这部电影时,“并没有想到要用那么多电影片段,只想用安东尼奥尼。我特别喜欢豫园湖心亭里那些老年人喝茶的部分。后来我知道谢晋曾经为黄宝妹(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全国劳模)拍过一部纪录片,就决定多用一些影像。”

于是人们能够突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故事发生在上海。除了那些记录人们生活状态的历史影像之外,还有《小城之春》、《舞台姐妹》等那么多和上海有关的电影。看那些过去的影像,尤其是《苏州河》,贾樟柯的感觉是,“10年过去有什么变化呢?建筑也许有变化,但是走在河两边的人没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还采访了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这是陈丹青给他的建议,“之前我不太想拍很多艺术家,因为觉得离得太近。陈丹青跟我说,应该多拍艺术家和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么多艺术家包括鲁迅都在上海,于是就开始拍了。”陈丹青和韩寒,一个出现在影片最开始,一个则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处。在许多名人之外,他还拍摄了两个在世博园区工作的看上去像90后的农民工,他们在夜间的工地上肆意起舞。

和以往以长镜头为主的影像风格不同,贾樟柯此次使用了很多的蒙太奇手法。“我自己是希望多发掘一些纪录片的可能性,打破以往固定的纪录片概念。而且上海的建筑空间气息,发生过的各国革命家云集的城市记忆,也更适合用蒙太奇来表现。码头和渡船的场景,都是通过蒙太奇把人的状态连接到一起。”在他看来,这部电影还是一次实验,“我还不太想拍经典的电影,那是我老了以后再拍的东西,我还有好奇心,还想实验。”摄影记者/高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