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五周年的临近,一些分析家将开始回顾这一引起巨大经济和金融乱象的历史性的全球“停摆”的原因,另一些分析家将细数这一至今仍在造成巨大人道灾难的事件的后果。还有一些人将讲述他们在那个时刻的个人经历,那个时刻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可怕的,对于政策制定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工作及其个人生活而言都是可怕的。

这些见解都将十分有趣,但我希望可以看到另一个角度:分析此前不可想象但最后成为现实——并对当前和子孙后代造成了深远影响——且我们的治理体系至今仍无法合理解决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目前后果最严重的一个,是西方经济体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创造方面遇到的长期困难。尽管最初的GDP大幅下降发生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但许多西方经济体至今仍没能很好地恢复,更不用说维持之前的就业率和收入的增长率了。总的来说,只有少数国家从根本上克服了危机所暴露的三重困境——总需求不足和失衡、经济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足,以及长期的债务积压。

现在的情况不只是增长疲软、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长期失业高企以及随处可见的令人担忧的年轻人失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来,太多的国家因为过时的增长引擎一蹶不振而被拖住了后腿。快速、持久、全面的经济复苏对这些国家而言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在如此艰难的现实面前,毫不奇怪,第二个此前不可想象的情况是政策反应不足造成的,也就是说,央行的极度活跃和其他决策者令人沮丧的消极被动之间的持久失衡。

在这方面,让人意外的不是央行在金融市场活跃度极度降低以及经济活动低迷的时期采取了果断大胆的行动。他们拥有相对不受限制的印钞的权力,还拥有较大程度的操作自主权,因此人们期待中央银行成为活跃、高效且领先的危机应对者。而事实上它们也采取了可观的全球协作的方式应对危机。

让人意外的事情是,在危机过去五年、被破坏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运转四年之后,西方经济体仍然全方面地依赖央行,甚至避免更糟糕的经济表现也要靠央行。这迫使央行偏离了其核心责任,因为它们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局部的、不完美的政策工具。

这个情况在美国的体现是其国内的政治两极分化,在欧洲的体现则是该地区的各种沟通的复杂化阻碍了全面、平衡的政策方法。为了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严重的程度,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国会年度预算为何会一再流产(更不用说进行中期改革了)以及欧元区在失业率高企以及金融市场依旧风险重重的情况下依旧无法达成全面的计划和行动。

这些政治功能障碍阻碍了其他决策实体的反应力,包括比央行拥有更好政策工具的机构。这也迫使央行行长一直站在政策最前沿,为了等待其他决策者能跟上来齐头并进,央行行长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政策措施。结果是西方经济体经历了更多的实验性措施,并且由于过多的人为干预而导致现有的复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来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此前不可想象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形势。一开始,发展中国家遭遇了与西方国家相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事实上,从产出和贸易角度来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些历史上经济活力更差的经济体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反弹,使它们成为了全球增长的引擎。但是,在此过程中,它们陷入了失衡的政策组合,如今这一组合对它们的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

金融动荡风险卷土重来凸显出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严重的情况:危机的主要引发者没能真正地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可信、可持续和对社会负责。

就拿大型西方银行来说吧。它们具有系统重要性,因此很多得到了援助,并在持续的官方支持下很快就恢复了盈利。但它们却不用缴纳暴利税,决策者也没有充分警示鼓励过度冒险的结构性激励。在欧洲,直到目前银行才被明确要求解决资本短缺和杠杆问题,处理残留劣质资产。

你可以说我是杞人忧天,但我对我们的经济治理体系迟迟没能解决这四大问题感到严重担忧。这一反常情形维持得越久,2008年危机的灾难性后果继续深化和扩大的危险就越大,甚至可能波及我们的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