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是一个注定要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时刻。

这一刻,“自然之友”创始人、中国公民环保的启蒙先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自然之子”的梁从诫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8岁。

这一刻,让整个环保界为之震惊、痛心。

国家环境保护部一位官员当晚就写下挽联:“奔走呼号,乱世红尘澄万里;言传身教,民间环保第一人。挽梁公羚羊车,观鸟组,活动有声有色;捡垃圾,植草木,心境无垢无尘。”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写下挽联称:“三代精英,一身正气,自然之友,公益楷模;两袖清风,八方奔走,精神领袖,社会乐活。”

三代“梁氏情怀”

10月29日下午,“绿家园10月环境记者沙龙”上,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显得神情恍惚。她就是“自然之友”最早培养的一批环保NGO的领导者。“一个上午我都在写悼念文章,我建议大家为梁先生立一个碑,以纪念这位中国民间环保界的先驱。”

汪永晨还特别提到,梁从诫一家是三代悲剧性人物,但他们是“屡败屡战”,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秉正、浩气与博爱。

梁从诫的祖父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梁启超。1891年,梁启超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

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梁思成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梁思成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1923年5月,梁思成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

1946～1972年,梁思成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16年前,当“民间环保组织”还不被绝大多数人所认知,广泛的公众参与氛围远未形成的时候,梁从诫毅然辞去公职,于199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16年来,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努力下,滇西北的金丝猴和原始森林从刀斧下解救出来,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河建坝须经科学论证,首钢迁出北京……

但如今,环保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民间环保组织依然面临生存的压力。

梁从诫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他对听课的人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在接受杨澜专访时,梁从诫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为大自然请命

大学毕业后,梁从诫一直从事历史教学研究等工作,1989年出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1994年3月,梁从诫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该民间保护组织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又称“自然之友”。

这一中国最早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当时只有四个人: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

对此,学界泰斗季羡林曾做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1993年,一位朋友劝我去参加一个组织,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正在筹办一个专门保护环境的组织。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梁先生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环保组织这个新名词。”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追思梁从诫的一文中说,“记不得当时因有什么急事误了去参加那次著名的筹备会议,不然我一定是‘自然之友’最早的骨干之一。”

对这件事,廖晓义至今仍觉得不安。不过,这些年,她和地球村的同仁们一直把“自然之友”视为“老大哥”,把梁先生一直看作是敬爱的前辈。“我们一同发起2000年地球日中国行动,一同参与圆明园地膜事件等环评风暴,一同启动26℃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等联合行动……”廖晓义说。

据梁从诫的朋友回忆,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未如现在这般得到重视。但当时梁从诫等人已经感觉到,如果我们十几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60倍!自然将无法承受!

许多人只知道“自然之友”做了许许多多令人敬佩的事。但很少有人知道“自然之友”多年来面临的重重困难。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曾回忆说,“记得2000年的某天,梁先生约我到‘自然之友’。在北京城区一个不起眼的胡同的一个拥挤的办公室里,一落座,梁先生先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接着说起‘自然之友’在工作中碰到的困难。”

徐永光说,“自然之友”是一个没有背景的民间环保组织,他们组织志愿者到农村学校做环保教育,进不了门。学校首先会问:有教育局介绍信吗?没有,那我知道你是谁?怎么相信你?

当初梁从诫的选择也是那么彻底。据说,梁从诫创办“自然之友”之前,辞掉了一切身份,包括公职,义无反顾,净身出户。结果,退休了没有退休金,生病了也没有医疗保险。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商玉生先生提议从恩玖中心的结存中设立一个专项基金,帮助梁先生解决晚年生活和医疗费用所需。此议还在商议之中,不料噩耗已经先至。”徐永光说。

虽然“自然之友”的成立,比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保NGO辽宁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晚了3年,但是,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精神源头,自然之友还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最具标志性的环保NGO,至今已累计发展会员8000多人,并且培养了一批新生环保NGO的领导者。

敬畏自然,然后为友

梁从诫做过几年全国政协委员。每年的“两会”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有人骂他“极端环保主义者”,他就回应要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副秘书长蒋高明曾回忆说,“我与梁先生较长时间的文字交流,是2005年,那年众多媒体掀起了著名的《人类要不要敬畏自然》的大辩论。我是在梁先生大旗下,算敬畏派的。我们这个阵营里还有汪永晨(她发起的辩论)、廖晓义等;对方阵营的干将是何祚庥、方舟子等。”

在一篇题为《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一文中,梁从诫称自己是一位“北京环保志愿者”。他说,“我的理解,‘人要敬畏大自然’这个提法有两层含意:一、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二、人类应当畏惧大自然。我想,人类的聪明才智发展到今天,没有人会把这个命题理解为既然‘敬畏’,人类就只能匍匐在大自然脚下而无所作为。”

“何院士是物理学家,当然比我们更懂得要尊重自然规律的道理,而规律正是大自然最重要的内在品质之一。违反自然规律所造成的长远后果,往往也正好违背人类的初衷,这就是恩格斯所谓的大自然的‘报复’。”他说。

梁从诫认为,让人类敬畏大自然,在大自然面前谦卑一点、谨慎一点,不要那么自信乃至狂妄,不要认为整个大自然都天然地以人为“中心”。只要我们“一声吼”,地球就得“抖三抖”,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上不到“反科学”的纲上去的。

梁从诫说,“敬畏自然这才是对待‘科学’真正理性的态度。须知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到处挥舞它的时候,请留神别伤了自然,到头来,也伤了自己。”

“作为一个接过‘自然之友’的接力棒近两年的晚辈,我完全没有想过,在梁先生突然离去的两天里,我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这位长者。”“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在他的《追思中国草根环保的先行者梁从诫先生》一文中说,自从梁从诫离世的消息传出后,“悲伤的多米诺骨牌没有尽头,我仿佛被抛进了全国乃至海内外朋友们伤感的波涛中。大家的电话、电邮、短信和奔走仿佛让我触摸到这位老人——朴素又多彩的人格魅力,可亲又可敬的家国情怀。”

“看着已经苍老和疲倦的梁先生,我好像突然之间感悟到一种在真实的环保问题和利益冲突面前,草根环保组织弹尽粮绝的无奈,但同时仍要死马当活马医的坚持。”李波说。

梁从诫生前,只用废纸印的名片;外出时随身带着一个布制的小口袋,里面装着一双筷子、一把饭勺,从不用一次性筷子;他出门办事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梁从诫的业务爱好是看书,看VCD、CD。由于嫌CD太贵,他每月只买一张。

“梁先生是‘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环保精神的倡导者,更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姜文来说。

梁从诫离世后,“自然之友”发出的讣告称,“为遵从梁老及其家人的意愿,告别仪式婉拒花圈和花篮,一切从朴、从简。”梁老的妻子方晶说,“他在环保方面一直身体力行,后事也不希望太过铺张。”“自然之友”的这份讣告在告诉亲朋好友告别仪式的地点后,还特别写上一句,“请大家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出行”。

“伟哉梁公,民间尊严。壮哉斯人,无上荣光!”徐永光在他的《民间尊严,无上荣光》的悼念梁从诫的文章中说,“我想告诉梁先生,中国NGO界因为他的人格光辉而更加光明,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