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3日下午,结束了长达12年外逃之旅的赖昌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他上一次来京,是在1999年春节后,和他一起抵京的还有5000万人民币现金——他试图赴京“灭火”。但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的“火”,在随后的大半年里,烧掉了他的整个帝国。

1999年以前的20年里,这个身材矮小的福建男人,从一个挖沟工人慢慢成长为厦门市的“模范市民”、公安部春节晚会的座上客以及中国“最著名”的商人。而1999年之后的12年里,他从中国最著名的通缉逃犯、安大略省最一掷千金的赌徒,变成了一个甚至需要举债度日的人。

赖曾经所拥有的“辉煌”的20年,是中国经济过山车式增长的20年。从“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到成为“世界工厂”,赖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狡猾地捕捉生财机会,赖氏企业的走私船只的引擎,和中国经济的引擎一样强劲。但到1999年赖昌星案发前夕,赖的运作模式已经如此的不合时宜——赖昌星外逃几个月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将获得关键性突破,关税降低,将直接挤压走私的利润。

即使抛开法律的因素,单从时代的角度,赖昌星是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人。他外逃后两年,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表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外逃后11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是的,奢侈品——当初,赖是以贩卖走私磁带和塑料电子手表开始的。

“格外落寞”的“公关专家”

过去的12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促成赖昌星的遣返。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

“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美国人麦健陆(James McGregor)曾在2003年访问过赖昌星,在他的“十亿消费者”一文中,转述了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的话。

赖昌星在加拿大的律师马塔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大陆的专案组曾携赖昌星的哥哥一起以贸易代表团名义进入加拿大。他们和赖昌星在一家酒店会面,并打算将赖昌星带回中国。但见面没有什么成果。在过去的12年中,赖昌星与中国政府人员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和谈判。

就在被遣返前两周,赖昌星给加拿大《环球华报》主编黄运荣打了个电话:“我搬家了”。

黄运荣第一次见到赖昌星是在2002年拘留聆讯的法庭上。1999年初,赖初到加拿大,其实并没想过会在这里呆很久,他一直和国内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白天他习惯去赌场,一边赌钱,一边等着“国内摆平之后就回去”。

逃亡12年,赖昌星早有倦意,跟踪观察赖昌星12年的加拿大华裔作家丁果回忆,赖多次对他说,回去总要回去的,只是时间问题。同时,他也没有否认过,他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丁果分析,赖为他的回国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同意前妻曾明娜和孩子们相继回国,这是打探和铺路。

2006年,赖第一次距离被遣返前所未有的近。当年6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将赖昌星逮捕,送入拘留所。赖昌星本来没有异样的感觉,但到了晚上十一点,移民部的车和警方的车同时达到,赖昌星骤然紧张,以为就此遣返,绝望之下,以头撞柱。

之后辩护律师马塔斯出席聆讯四个小时,要求延缓遣返、更换遣返前风险评估机构。当月30日,法庭在审理赖昌星申请暂缓遣返一案后,赖昌星确定不会在原定的26日被强制遣返,他也暂时获得了自由。他主动邀请温哥华和外地追访的记者到一家中餐馆喝早茶,可谓是他逃亡十二年中,唯一一次对媒体“摆排场”的行动。

赖曾经对丁果感叹:12年了,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在牢房里,但他却也从来没有一天是感觉自由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认为“不会在加拿大呆太久”的赖昌星,已逐渐把主要的精力和手腕放在了使自己尽量滞留加拿大上面。

2009年底,赖放出风声说要写自传。赖当面告诉丁果,书已经操作成形,执笔者是曾经获得过台湾金钟奖的一个女作家,书名叫《赖昌星说赖昌星》。内容将是他的“成长史”和“发家史”,书中还会附送一个光盘,“驳斥”远华专案组对他的“不实指控”。

但之后半年多,赖昌星改了电话号码,而书也一直没有出来。

2010年10月,赖又在当地基督教布道家远志明的布道大会上决志信主,这是他第二次这样做。上一次他表示要洗心革面的时候是跟随陈摩西牧师,时间大约在2003年。

赖甚至应邀前往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与学生对话。内容涉及20世纪90年代的腐败问题,厦门远华案是内容之一。

那次活动,加拿大《环球华报》主编黄运荣也被邀请到现场。赖昌星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很多时候他希望通过媒体圈打听国内消息,听一听媒体人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赖昌星外表忠厚,说话粗犷,只有一对闪烁的小眼睛透露出精明。在2003年夏天见过他的美国作家麦健陆(James McGregor)形容赖昌星,“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裤子”,麦健陆说,赖的平头和农民般红润的脸庞令人印象深刻。

但黄运荣认为,“什么时候见媒体,什么时候失踪掉,他把握得很准确。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非常懂得怎么利用媒体为他说话,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健民同样持此看法:“赖昌星对媒体驾轻就熟,到后来就基本上是一个公关专家了,什么时候放料,什么时候沉默,他把握得非常好。”王健民说,“有时候他会故意装傻,将计就计。”比如谈到行贿高官的问题时,赖会模糊地说:晋江人朋友之间钱都一起用,几百万借来借去很正常。

1999年,王健民路过厦门,在悦华酒店门口,他看到一个留着平头的胖子和四个朋友站在阳光下抽烟,别人告诉他,那人就是赖昌星。半年后,远华案事发。王健民立刻从香港飞往温哥华在街头大海捞针地寻找这个胖子,花费一周无所收获。2001年赖昌星因涉嫌非法入境被关押在温哥华的拘留所,王健民终于联系上温哥华方面,隔着玻璃对赖昌星进行了专访。那是远华案后赖昌星第一次面对媒体。赖的镇定令王健民印象深刻,他用闽南话不以为意地对王健民说:“事情遇到了,就是这样了。”

从2001年起到2006年,王健民对赖昌星进行了多次采访,地点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麦当劳。但2011年7月初,王健民路过温哥华,当时他想再找赖昌星聊一聊的时候赖罕见地闭门谢客了。果然,再过几天,他就被抓,此后就是遣返回中国。

在加拿大的12年里,赖昌星几乎重演了自己“过山车”式的一生。最初一段时间,他曾是尼亚加拉赌场著名的豪客。在运气最好的一天,赖赢了二十三万七千五百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输了八万五千四百美元。

此后赖昌星的经济状况很快就出了问题。他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小。起初他住在温哥华一幢150万美元的豪宅里。有一名司机和一辆大型SUV。在大量资产被冻结后,2003年时,他搬到了本拿比丽晶广场的一套四居室公寓中。这样的经济状况,是12年前的赖昌星难以想象的。

这是赖昌星格外落寞的一段时期。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赖昌星曾向他倾吐心绪,“越来越想家”——赖在谈话的最后说。

在这次谈话后两周,赖昌星的命运终于回到归国的轨道。

站在当时中国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

12年之前,1999年春节,赖昌星最后的救赎。通过在体制内的线人,他知道有人将举报信递交到了中国最高层。

事实上,在收到举报信之前,公安部已经注意到远华集团走私的犯罪行为。420专案组工作人员、《远华大案》一书的作者冯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细节。1999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牟新生调任新成立的中国缉私警察部队政委时,有老领导提醒牟新生:“到厦门后,你将会碰到一个强劲的对手,赖昌星。”

像以往一样,赖昌星相信钱的力量。这一次,他携带5000万现金来到北京。赖相信钱,是因为他相信钱所建立的那张庞大的保护网。从厦门沿海夜幕笼罩下的渔船到公安部副部长威严的办公室,这张网每一刻都在拉扯着。

但赖面临的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指控,他伤害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他敏锐地嗅出这一次出了问题。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站在了当时国务院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国企改革。

“1998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推进国企改革,但赖昌星肆无忌惮地走私洋货,冲击国内市场,直接增大了国企改革的难度。”冯鹭说。她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三百多个生产胶合板的企业老板联合给中央写信,控诉走私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包括一汽等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的利润,都受到了赖昌星走私汽车的冲击。

中国政府打击走私的愿望,前所未有地强烈,1998年7月,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随后,中央要求部队以及权力部门不能经商,因为据传他们也涉足了走私。1998年年底,广东的梁耀华走私案案发,牵进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

1999年1月1日。一个新的专门针对走私的新警种——缉私警察部队正式成立。为了显示决心,中央电视台前所未有地播出了缉私艇开炮击沉走私船只的画面。

1999年6月13日,一支由2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悄悄进入厦门。但他们从北京出发时便已促动了赖昌星编织了多年的蛛网。赖昌星知道了调查组所有的计划。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外逃,每一个完美的故事也已编织妥帖并且摆在了调查组的面前。调查组于是撤回北京,重新组织调查。

冯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组这一次撤回,实际上是一种麻痹赖昌星的策略。果然,赖在澳门赌场寻找到了安慰,更重要的,他相信高层会对他影响下的整个厦门经济投鼠忌器。于是,8月9日,赖昌星回到了厦门。

但在赖昌星回到厦门之前,1999年8月初,一支约三百人的调查部队,再次从北京空降。回厦门不久,他便接到了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和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警告:调查人员知道他回来了,正准备逮捕他。

赖昌星乘坐一辆贴膜的普通轿车,直接开到深圳,在当地警察朋友的帮助下,赖昌星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船。几天后,赖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还有三个孩子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赖昌星逃脱了,但身后留下一大批的落马官员。六百多人涉案被审查,三百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厅级及以上干部就达二十多人。

时代造就远华往事

在赖昌星被遣返抵达首都机场前二十多个小时,位于晋江烧厝的赖昌星老家就被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包围了。甚至远华中学的门口,深夜里也站了一排拍照的香港记者。

12年过去之后,“赖昌星”三个字在这里留下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传说。但并不妨碍人们在这里想象财富权力构建起来的远华一梦。

赖昌星鼎盛的时期花钱铺设的公路,依然伸向这个小村庄的深处。过去的12年里,每当万里之外的赖昌星传出新闻,这条公路便会热得烫脚。随着7月份赖昌星被抓随后被遣返,其弟赖昌图一改以往好客姿态,烧厝家中门窗紧闭,前妻曾明娜娘家三层小楼大门紧闭,只有两个摄像头朝向门口窥探来者。

1958年,赖昌星出生于烧厝。这里是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厝,在闽南语里是房屋的意思。明清时有肖氏家族居此,故称肖厝,后谐音为烧厝。再后来,肖姓衰落而为赖姓族居。

小学三年级便辍学的赖昌星,在自家的小农田度过了他的青少年。他外出谋求的第一份工作是和两位兄长一起参加了附近军营的挖沟队。此后,他在一家农用机械厂当过两年的学徒工。

赖昌星无疑是一个“时代造英雄”的典范。赖昌星很早就显露出他的商业天分以及对时代变迁的领悟力。早在1979年,他便和四个朋友集资了约1500元,开办了一个小工厂,制造汽车螺帽和其它的简单配件。很快,他便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5年,他从山东省一家国有工厂的一名工人那里,花了20000块钱买到了一种纺织机器的设计图纸,又从宁波聘请了师傅,开始生产纺织机。他知道中国政府当时正在准备展开庞大的服装出口业务——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能见到中国产的衣服,赖昌星开始制造纺织机器并对外销售,很快成为市场领先者。

没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赖昌星是否就已经开始从事走私。《远华大案》一书的作者、远华案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冯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0年代中期,两岸的渔民们会有一些物物交换。就在海上,大陆的渔民拿中草药、海产品换台湾渔民的电子手表、邓丽君卡带。但赖昌星是否涉及过,并不知道。

日后给赖昌星提供保护伞的权力网,此时也尚未结成。有媒体报道,赖昌星在石狮市的业务,曾被当地税务人员查处,并最终查封了他的工厂。没了工厂的赖昌星索性把这边的业务丢给了他的兄弟,自己带着3000万资产前往距石狮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城市厦门寻找商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制造纺织机器的生意,一直做到了1980年代末。1991年,赖昌星进入香港房地产界。两年后,赖昌星回到内地时,已经意识到未来房地产将是中国新的财富核心。他很快成为了厦门的地产之王。他的远华国际公司在厦门多个重要地段都囤积起了土地。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和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是后来名闻全国的“红楼”。这里俨然成为他的庞大帝国的极尽奢华的后宫。后来因为远华案落马的官员,几乎都在此处玩乐过。他在这里管理他迅速扩张的企业以及政府朋友网。红楼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据说有全国最好的鱼翅、燕窝、鲍鱼和进口的洋酒。当然还有来自各地的年轻女孩。

“赖昌星本人很少享受红楼提供的服务。他会在频频举办的宴会上呷一口啤酒,然后溜回自己的办公室要碗粥喝。”麦健陆在上述文章里提及这个细节,那时,赖昌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中国的红双喜香烟。

在“红楼”以及福建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下,才隐藏着赖昌星的主要业务。1999年案发后,他被指控犯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到1999年案发,赖昌星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

他的时代早结束了

温哥华时间2011年7月21日,在那天早上,赖昌星的命运已经有了“不祥”的征兆。在最后一次申请延缓遣返的控辩双方陈词时,辩护律师马塔斯在德国柏林通过电话做出陈述。因为上一次暂缓遣返的日期就到2011年7月6日为止,所以在外人看来突然启动的遣返程序,其实是既定的日程。

“选在既定的日子外出,表明赖昌星案件,已经不是这位金牌人权律师的第一优先工作。”丁果分析认为,以多年对马塔斯采访和观察的角度来看,他的“不在场”,只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太有把握,一个是明知大局已定,不在场可以免掉当场的尴尬。

在此之前,为了不让赖昌星在临被遣返时出意外,加拿大移民部甚至放了一个烟幕弹,提出新的举证,认定赖昌星违背了软禁条例,有潜逃的风险,这些举证包括赖昌星与黑社会大圈帮大佬有接触,并在温哥华开“红楼”聚赌,因此申请羁押。

而赖昌星在加拿大的岁月本身也并不完全拥有自由。有一次,王健民到赖位于丽晶广场的公寓拜访,当时恰逢赖昌星和曾明娜双双被抓,家中只有两个小孩。赖的一位朋友早上过来帮忙给孩子做早饭,而午饭就是把早饭热一热接着吃。

2007年加拿大联邦法院要求移民局做第二份风险评估,赖昌星得以暂时摆脱了被遣返的风险。从这之后的两三年里算是赖昌星过得比较舒心的日子,他住进了女朋友林萍萍在列治文买的豪宅里,这所独立房屋的四周是农地,占地面积非常大,赖昌星在那里开垦了一些菜地,种了一些大蒜。

很多本地结识的甚至国内过来的朋友都在这里出没,很多朋友去那里开生日party,通宵打扑克搓麻将。有一次黄运荣好奇地问赖,这些人都认识吗?赖昌星回答也不全认识,很多人也是朋友的朋友,慕名而来,就为了见一见“赖昌星”。

但关于赖昌星开设地下赌场的传闻也在这段时间传出。温哥华警方一个专门负责亚洲帮派活动的警员曾接到线报,说赖在列治文的豪宅里非法经营赌场。该名线人进过赖昌星列治文的别墅两次,但是该线人也是黑社会分子,每次向警方报料都会有100-300元加币做酬劳,他未能提供更多证据。尽管法院最终认为证据不足,但这也让赖昌星在温哥华的华人圈里更加不受欢迎。

2009年1月,赖昌星获得CIC批准的为期一年的“工作许可”(Work Permit)。赖昌星为此兴奋过一段时间。他好几次想开餐馆,但到最后都没有开成。

有几次,餐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都完成了,赖昌星对进来拜访的朋友说:“下一次见面就可以到我的店里吃饭了”,但他的饭馆最终没有开起来。

“我还不如当初当一个菜农。”赖昌星在接受麦健陆采访时说。他曾经感叹过:12年了,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在牢房里,但他却也从来没有一天是感觉自由的。当初因为远华案落马的部分官员,已经出狱。8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在联系当时落马的厦门海关副关长接培勇时,他的妻子郑女士说,他们的一生,都已经毁了。

毫无疑问,赖昌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大幅降低贸易壁垒的中国,已经在赖昌星旅居加拿大的12年间,从容到来。而恰是此前的壁垒,给赖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而加拿大国内局势的变化也对赖昌星越来越不利,保守党哈珀政府在2011年5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多数执政的地位,保守党的一个主张就是快速遣返罪犯。巧合的是,遣返赖昌星的最后法庭对决,与加国外长贝尔德(John Baird)的首次出访北京时间(7月16日至24日)交叉,贝尔德在北京与副总理李克强,外长杨洁篪会面,商谈总理哈珀秋天的第二次访华。贝尔德坦言,赖昌星案件是交谈的内容之一。

丁果曾经在2011年与赖昌星通话,告诉他形势已经变化了,希望他再度考虑自首的问题。他拒绝考虑,并说律师曾经跟他解释过,如果自愿回国,加国政府就难以再跟进该案。

乐观的人们在期待赖昌星能开启另一个时代:从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外交部长贝尔德,到总理哈珀,都在各种场合强调,将与中国政府步调一致,把滞留在加拿大境内的多达数百人甚至上千的经济犯罪分子、贪官污吏遣返回中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赖昌星案,是一个关键案例。

◎曾家往事:兴也赖昌星 衰也赖昌星

一个隐身在“远华案”背后少人关注的家族,一段与赖昌星唇亡齿寒、休戚相关的往事,如今跌宕浮沉已十载。从一个普通家庭,到名流商贾,再到颠沛流离,逃亡离散,最后回归原点,犹如一个真实版的命运轮回寓言,亦是曾经的动荡时代折射在平凡角落的极致写照。

76岁的曾传章终生梦想的,莫过于看到子嗣兴旺,然后问心无愧地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一张精心装裱于墙上的全家福彰显了这个愿望——它摄于1998年小儿子曾明铁的婚礼,老人被儿女簇拥于中央,右边恭敬站立的就是女婿赖昌星。

这场美好的图景终结于一年后的夏天。1999年,震惊世人的“厦门远华走私案”让这个家族一夜蒙羞。此后十年间,家族大部分成员或身陷囹圄或亡命天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逃往加拿大的首犯赖昌星和妻子曾明娜。

“现在我只渴望平静。”8月12日,曾传章在福建晋江的家中回首往事时感慨。28年前,他做主把女儿嫁给了邻村的年轻生意人赖昌星,家族便被意外裹胁进了跌宕吊诡的命运过山车。

难得“好女婿”

女婿便每个月甩给曾家10万元作“零花钱”,并劝说岳父尽早结束那些一成不变的老式生意。

从福建泉州沿324国道或泉厦高速,都能便利地横穿闽南三角洲。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重商情结和务实逐利的精神造就了“闽南人”这支独具一格的地域性商帮。晋江人更把这种传统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出生于这里的曾传章和赖昌星。

曾家所在的青阳镇莲屿村位于晋江县城的东南,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如今是个过度工业化的村庄,工厂林立,粉尘横飞。

8月13日,76岁的曾传章在主村道南段的一个两亩多的庭院里枯坐,背后大门高耸、装修欧化,还有假山鱼池的房子就是他的家。现在这里只是一个价格公道的出租寓所和顽童嬉戏地,几件废弃家具堆在墙角,已难觅昔日商贾云集的名流府第的影子。

“很多事情不想再记起了。”曾传章说。这个被时光摧磨得肩膀臃肿、步履缓慢的沉默老人,企图与往事绝缘。

他的奋斗历程沧桑且传奇:幼年当过乞丐,“文革”时被推举为贫下中农协会会长,到处砍“资本主义尾巴”,“文革”尚未结束,他却成了村里第一个老板。

1964年出生的大女儿曾明娜自小就感受到了生活的两极。那时候她还叫“曾美好”,父亲靠一张脚踏机床做汽车配件起家,把曾家从泥房搬到砖房,再到贴着瓷片、修着鱼池的宽敞大院。

改革开放后,福建率先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明星,也唤醒了闽南人的经济头脑。此时的赖昌星成了距离莲屿4公里远烧厝村的一名汽配商人,开着一个不大的家庭作坊。由于文化不够,他的生意总是步履艰难——他跑过供销,做过汽配,摆过地摊和开过鱼丸店,因过分讲究江湖义气而忽视商场法则,处处血本无归,最后沦落到印黄色挂历而被公安拘留。

曾明娜比赖昌星更上进的表现之一是她把书读到了高中,听从父母的安排。所以,当1981年曾传章通过媒人初见23岁的赖昌星并对其留下“老实”的好印象时,曾明娜没有表示反对。同年,曾传章出了几千元,主持两人成婚。曾明娜时年未满18岁

婚后赖昌星的生意还是只亏不赚。当曾传章借给这个新晋女婿的钱达到6位数时,他开始怀疑当初的眼光并停止了这项无底洞般的资助。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曾明娜对自己婚姻的信心。她尽心侍奉老人,团结妯娌,还会刺绣和下田。族人都很喜欢这个“总是笑眯眯”的赖家媳妇。婚后次年,长子赖俊健出生。

所幸,山穷水尽之际的赖昌星不久后就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随着1980年代中第一波海上走私风潮的掀起,不再信奉“诚信致富”的赖昌星借靠倒卖进口布料起家,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工厂一连开了好几家。”弟弟赖昌图回忆说,“还盖了别墅。”

当有一天赖昌星突然发现他的腰包已远远超过喋喋不休的岳父时,他便每个月甩给曾家10万元作“零花钱”,并劝说岳父尽早结束那些一成不变的老式生意。

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试图用财富赢取名气和好感。1986年,赖昌星到香港探亲(大姐赖莲治70年代嫁到香港)并爱上这个遍地黄金的城市。5年后,他携带妻儿移居香港,成为正式公民。1994年又以港商身份回厦门成立了“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曾、赖两家的命运自此驶上了快车道。

金钱快速聚敛的一个伴生诉求就是家族荣耀和社会认可。在莲屿村,“赖昌星岳父”逐渐成为曾传章最显赫的头衔。他先后捐建了幼儿园、小学、老人俱乐部和一个学术研究会。直至现在,曾传章的名字仍然是莲屿村各式碑记里出现最多的字眼。

很快,地方官员商贾也成了曾家的座上宾,妻子蔡秀猛甚至从一个普通村妇被推举为晋江女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终日与富太太们为伍,攀龙附凤者众。

“外孙女生日时就摆了100桌。”村民曾文华在记者面前努力比划当时浩大的场面和初尝“XO”的兴奋,“只要你敢开口,他还会直接给你钱。”

在后来一本自费出版的曾氏祖先研究文集中,曾传章在末尾附了一篇文章《从乞丐到慈善家》,以之为传。文章的末尾写道——“他慷慨解囊,济危扶困,十几年来已成家常便饭。尤其是赞同支持事业辉煌的女婿(厦门远华集团公司董事长)对社会作出多方面重大贡献。”“好女婿”赖昌星很快成为一方美谈。虽然曾传章对此保持着低调和含蓄,但一切仍是不言而喻。在一次村民结伴赴港旅游中,赖昌星当着众人给岳父买了一双1万元的皮鞋,6万元的西装和18万元的名表,羡煞旁人。

而曾家子弟——大儿子曾明育和小儿子曾明铁,此时在曾明娜的帮助下,相继进入远华公司担任要职。

逃亡与离散

曾传章开始向亲友抱怨,是女婿赖昌星连累了他两个儿子。

移居香港的经历,让传统的农妇曾明娜在现代商业法则的熏陶下初显高雅干练。但曾家的一位亲友讲述,愈加严重的精神疾患开始困扰她的婚姻,发病时会骂人,或短暂性失忆,曾明娜奶奶就曾患过这病。这在给曾明娜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把丈夫推向他人的怀抱。

家庭的龃龉并未妨碍赖昌星在“事业”上的如日中天。1990年代中后期,远华走私活动渐趋巅峰,凭借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赖昌星将走私商品从原先的“电脑芯片”迅速扩张至植物油、石油、汽车、化工原料和通讯器材等敏感领域。事后证实,远华总走私额高达530亿。

已过花甲之年的曾传章对这些数字缺乏足够的兴趣。因为生活的富足,他关掉了利润微薄的汽配厂,结束了奔波的生意人角色,准备安度晚年,但大儿子曾明育迟迟未成家,成为他最后的牵挂。

曾明育继承了父亲冷静、沉默的性格,但也有着父辈所不能理解的宏大抱负。仿佛家族企业难逃的规律,在日渐庞大的远华集团内部,赖、曾两家的权力争夺也日渐激烈,有“少壮派”之称的曾明育开始不满足于香港远华执行董事一职,意在厦门。

1998年9月,在已执掌集团财权的曾明娜支持下,曾明育一举取代赖昌标(赖昌星二哥)成为执行董事,独揽香港、厦门两地事务。

大权旁落的赖昌标自此借酒消愁,并在一次酒吧斗殴中被击中头部成了植物人,7年后死于病榻。这成了赖、曾两家此后多年都不愿提起的心病。

1999年春节过后,一封署名为“一群申张正义的人”的举报信寄到了中南海,60余页证据揭开了远华集团的“潘多拉之盒”。这年4月20日,中央下令成立专案组严查,厦门山雨欲来。

紧张的气氛从城市蔓延到农村。曾传章的远房堂弟曾强记得那年刚入夏,莲屿村就时有警车掠过,里面的人神情严肃、行色匆匆。7月的一天,他突然遇见赖昌星徘徊在岳父曾传章家门外,憔悴暴瘦,身边仅跟着一名司机。

曾强问赖怎么了,赖摇摇头,反问岳父去哪了。这时刚好有两个乞丐走上前,赖让司机代为打发,看见对方抽出两张10元时,他突然大喝——“我赖昌星从来没这样的。”司机慌忙换成两张100元的。赖叹了口气,挥挥手,丢下两个因莫名惊恐而伏地叩头的乞丐。

那是赖昌星最后一次出现在莲屿村。8月14日,他携带妻儿飞往温哥华,开始了长达10年的亡命生涯。

没有人知道曾传章那次是否等到了女婿的告别,当曾强等人听到消息赶来时,曾传章已经坐在椅子上叹气,说情况让人不可理喻。

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赖昌星和曾明娜频繁给老人打来电话,说在加拿大很好,很快就回云云,语气轻松得像在度假。但令老人费解的是,赖氏夫妇很快在异国买下了豪宅。

曾明育在赖昌星出逃后不久也跑到了菲律宾。除了在电话里偶尔抱怨糟糕的天气外,曾明育也尽量显得若无其事。随着等待变得漫长而无望,曾传章在儿女们千篇一律的安慰中失去耐心,最后不无绝望地说:“你们还是躲远点吧。”

随着事态的变化,涉案较浅的小儿子曾明铁也准备远走菲律宾。出发的那天晚上,为了让父亲相信他真的是去“旅游”,曾明铁只拎了一个包。曾传章神情黯淡——他预感可能将失去眼前这个儿子。

曾传章的生活一夜骤变,几位轮流陪伴的亲友看见一向绅士的他变得不修边幅,时常头发凌乱地在电话旁呆上一天。夫妇俩的起居饮食全靠亲友请的保姆照顾。

曾传章开始向亲友抱怨,是赖昌星连累了他两个儿子。这种祥林嫂般的倾诉最后变成一种习惯性絮叨。

一名记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意外敲开了曾家大门,看见一个老人独自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踱步。然后,这个自称是“赖昌星岳父”的男人神情激愤地说:“女儿嫁错了人。”

比死亡更可怕的

曾家主人再也不是那个乐善好施的风度乡绅,人们或知趣、或势利地接受这一点并尽量隐藏人情世故的变化。

整个厦门已笼罩在新中国第一经济大案的阴影之中。

从全国调集的740多名专案人员和大批设备在这里逐层揭开远华的秘密。其涉案金额之巨、走私规模之大以及涉案官员之众,史无前例。

在那个忧心忡忡的夏天,远离风暴中心的曾传章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次儿女们稍为棘手的公关危机,但种种迹象提示他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不祥的预兆终于在4个多月后变成现实。

那个被曾传章视为“梦魇”般的夜晚是这样的:吃过晚饭,他和4名好友喝茶闲谈以驱散沉郁的心情。6名自称是“4·20”专案组的人员走了进来,说要进行隔离审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现场盘问后,曾传章夫妇被带回了警局。

直至两个月后,曾传章才又重新出现在莲屿村。远亲曾强看见他头发白了,眼睛肿了,说话也变得中气不足。后来他说,噩梦缠上了他。

随着妻子因“窝藏罪”被判入狱1年半,曾传章开始了独居生活。妻子后来捎信说在里面得了皮肤病,他送了两次药膏都没获批。“他很沮丧,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一位曾家好友说,“那以后他的话就更少了。”

比孤独本身更可怕的是周遭的目光。尽管人们对自身的善变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曾家主人再也不是那个乐善好施的风度乡绅,人们或知趣、或势利地接受这一点并尽量隐藏人情世故的变化。

赖昌星走后,失去经济依靠的曾传章把家中三层高的楼房出租来维持生活。时值莲屿一所小学筹资建新教学楼,校长谢文标习惯性地到曾家走访“做工作”,试图化缘,曾传章每次都笑着听,没表态,也没下文。

夫妇俩的一些社会团体的荣誉头衔已不再被提及。遇到生日,老人也只在屋内加点菜,避免声张。曾家大院成为村庄里的一座心理孤岛。“国家这么重视(远华案),还是少趟这滩浑水。”一位村民坦陈当年的心境。

曾传章的身体开始恶化,他必须考虑更实际的问题——为曾家延续香火。一些亲友建议涉案较浅的曾明铁回国自首,说他的情况最多判个5年。半信半疑的曾传章买了去菲律宾的机票。曾明铁听从父亲安排,回国交代了情况,结果却被判了10年。

曾传章当时就抱头大喊“该死”。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一年多后,中国警方利用曾明育女友赴菲看望的机会,尾随并将曾明育抓捕归案,并判他无期徒刑。曾传章觉得“完了”。

由于长期的压抑、焦虑和孤独,2005年底,曾传章开始频繁出现发烧、消瘦和乏力等症状,到厦门照CT时把医生也吓了一跳——他的肝已黑了一大片。曾传章最终被诊断为肝癌,只剩三个月的命。

“当时一听就知苦(严重)了。”曾传章说。医生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吃药延缓,二是开刀取瘤。“当时我选择吃药,我担心受不了这一刀,就见不到孩子们了。”

生性果敢的蔡秀猛还是坚持为丈夫选择激进疗法,“死马当活马医。”2006年4月,曾传章被推上手术台,5个小时后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由于导液管意外脱落,又在痛苦的喘息中熬了一个星期。

“像我这把年纪,死已经不怕了。”8月12日晚,76岁的曾传章撩起衣服展示那道圆月弯刀般的巨大伤疤,“骨肉分离才是最大的痛苦。”

两种回归

“没想到还能有这一天。”

远在加拿大的赖昌星利用中加两国在签署引渡条约上的分歧和当地漫长冗陈的诉讼程序,滞留至今。

当哥哥的遣返问题长期占据媒体版面时,弟弟赖昌图于2008年9月悄然假释回家。此后他到过一次曾家。“都没什么话说,就看看两个老人。”赖昌图说。曾传章不胜感慨,更加想念儿子。

这是一个老人漫长而孤独的救赎。手术复原后,曾传章和老伴每个月都奔走于龙岩、莆田两地监狱看望明育、明铁两兄弟。

期盼团圆的心愿经过多年的酝酿和膨胀,逐渐演变成一种心结。一位风水先生看过曾府后说,门前的两座假山和房子刚好成了个“哭”字,不除永无安宁,曾传章就铲平了院子;后来族人说50公里外有一块“风水宝地”,能荫佑子孙,曾传章又迁了祖坟。

2007年小儿子曾明铁减刑回家,帮助曾明育就成了曾传章人生最后的任务。

风水改变后,曾传章的癌症竟也神奇地痊愈了。这期间,曾传章夫妇意外在村外山坡发现一种草药,熬水喝下后竟有治癌功效。人们慕名而来,曾传章就以50元一包销售补贴家用。曾家人气又旺了起来,只是人们现在更愿意把他视作一名郎中。

2008年12月,一封信寄到公安部。写信人是曾传章。他在里面陈述,夫妇二人年事已高且经济困顿,盼望有生之年能够与儿女团聚,请求国家网开一面,让儿子曾明育提前结束刑期回家。

寄往北京的信终于有了回音。上面派人传递信息:只要说服曾明娜回国,中国政府将让曾明育减刑保释,而且给予曾明娜宽大公正的待遇。

此时,曾明娜已和赖昌星离婚4年。她接到父亲的电话后说:“弟弟还没结婚,也因我而受罪,我愿意以性命来换取他的自由。”

这是一段惴惴不安的旅程。5月3日晚,当曾明娜带着23岁的小女儿踏上久违的故土时,此前设想的“最坏情况”没有出现。中国政府遵守诺言,曾明娜出入自由,还住进厦门大学旁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当晚曾家在厦门吃了10年来第一顿团圆饭,席间,曾传章夫妇老泪纵横。3个月后,曾明育出狱,宣告这个家庭彻底告别颠沛流离的时光。

“没想到还能有这一天。”曾传章说。

然而,4公里外的烧厝村,当嫂子曾明娜回国三个月后才去看望自家小叔时,赖昌图并没有感到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他的两个哥哥(赖水强、赖昌标)已经死了,一个在狱中,一个在病床上。现在,他们的遗像陪着他生活在一间老屋的二楼。

自去年出狱后,赖昌图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他甚至没有身份证,生活全靠朋友接济。他时常游离在记忆和现实之间,在半梦半醒中嗅到已逝的浮华,然后想起那个童年背他上学而非如今千夫所指的哥哥赖昌星。

“这都是命。”一个闷热的午后,赖昌图呢喃着,迎着阳光沉沉睡去。

(曾文华、曾强为化名)

◎赖家今昔

发生在1999年的“远华案”把显赫一时的晋江赖家送上绝路。10年间,赖家八兄妹中已有4人先后离世,涉案的家族第二代也继续背负罪名。

赖昌星的童年是在拾粪、砍柴和放羊中度过。父亲赖永等是村支书,也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赖昌星这辈无人从政,唯独对经商感兴趣。1980年代初,赖昌星靠走私布料起家,1991年转战香港,3年后杀回厦门成立“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逐渐深陷走私的泥沼。

赖家亦从此走向巅峰,几乎所有家族成员都参与集团运转。此外,赖家“第二代”也走到前台,侄子赖文峰曾被曝光赠送某歌手价值200多万元的德国“保时捷”和别墅,更成为当时最轰动的娱乐新闻之一。

“远华案”案发后,赖氏家族成员命运各异。大哥赖水强率先被抓获,其后四弟赖昌图、第二代赖文峰、赖文曲和女婿黄克臻等14名家族成员先后从境外回国自首。赖水强后于监狱中突发病而死,此前在斗殴中成为植物人的二哥赖昌标也在老家去世。

因为巨大变故,赖家大姐、二姐均在这10年间抑郁而终。四弟赖昌图2000年2月回国自首后,于2008年9月出狱。

曾明娜于2005年6月与赖昌星离婚,并于今年5月回国,她的两个儿子也均已大学毕业。十年后的今天,赖氏家族只有赖昌星本人,及其四姐赖秋菊等,至今仍然亡命天涯。

现在从厦门到福州的高速公路经过晋江,出口离赖昌星老家不远,而不是设在靠近更繁华的晋江市区的某个地方。村里人说,这就是当时赖昌星的面子。

一度被渲染得异常神秘的赖氏庄园,也没有了往日的森严。当地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曾经晚上进去赌过钱。记者在庄园里看到,一进门的右手边是几排平房,厂房模样,接着是一条蜿蜒的水泥马路,大概有500米长,马路两侧是有着雕刻的栏杆,外面是一大片荒废的土地,长满了杂草。

在赖昌星老家所在的烧厝村,赖昌星和远华的印记仍然存在:“远华人行天桥”、“赖昌星捐款65万元”修建的村牌坊和村道、“远华中学”……

这所学校于1995年底筹建,前期工程的500万由赖昌星投资,还没完全建成,远华案发,后来由政府接着建。曾经一度出现出过要将远华中学改名的传言,未能成为事实。

◎“中加引渡条约”呼之欲出 滞留加国贪官穷途末路

记者:你被限制出门时,在家里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

赖昌星:看电视、看电视剧、上网“斗地主”。

我不懂英文,都是看中国的电视,我家里可以收看到中国几十个电视台的节目。电视新闻我喜欢看中央四台。国内的电视剧很多我都看了,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亮剑》。男主角李云龙,我特别喜欢。

我在QQ上玩“斗地主”,对手都是在大陆的网友,经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天玩十几个小时,搞到睡眠不足。

中国国内的经济犯罪,包括贪官外逃、经济犯罪外逃,诸多犯罪嫌疑人首选国家均是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梅平曾说:中国公安部列明的五十几名在逃经济犯罪分子,有一半在加拿大藏匿。

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杨诚,曾作为专家证人参与赖昌星遣返案。在他看来,中国罪犯出逃,不仅对国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阻扰了案件的侦查和审判,而且,“外国逃犯对加拿大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没完没了的诉讼加重了加拿大纳税人的负担”。

目前,由于中加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加拿大只能用《移民法》上的遣返程序送走逃犯,比如赖昌星,就在这个遣返程序中不断上诉,而得以滞留加拿大10年。“事实证明,这种程序花费巨大,过程极为漫长。”杨诚对本报记者说。

而近期中加积极的外交互动,似乎在为引渡条约谈判创造良好环境。6月21日,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加拿大,就被视为中加关系回暖的“关键性信号”。

事实上,去年8月加拿大遣返中国籍逃犯邓新智,就已经被中国公安部赞扬是“里程碑的一步”,也为中加进一步的司法合作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加拿大公安部长 StockwellDay其时也强调,“加拿大绝不是罪犯的天堂”,“在这方面,我们决不宽容”。

“中国一直在司法合作方面与加保持接触。”中国外交部条法司一位副处长对本报记者说。不过他也强调,“杨洁篪外长访问加拿大不是专门为签署引渡条约访问”,目前中加双方的引渡条约谈判“尚未启动”。

加拿大司法部高级媒体联络顾问卡罗尔对南方周末记者书面答复则说:“对于谈判是否在进行,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

即便如此,包括杨诚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刑法专家黄风在内的长期参与中加司法合作的专家,都对签署引渡条约的前景,表示了谨慎的乐观。

“中加两国签订引渡条约的时机已经成熟。”杨诚说,“这将为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逃犯问题提供新的法律依据。”

分歧

记者:中国外交部曾向加拿大政府多次发出外交照会,承诺不会判你死刑。为什么你还认为回国有风险?

赖昌星:说老实话,我相信中国政府。我怕的是,会不会有些小人参与办案来害我。

记者:你担心什么?

赖昌星:担心回去后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记者:曾明娜和你女儿回去后不是过得很好吗?

赖昌星:她们回去没事,不等于我回去没事,我是案件的主角,办案的人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回去,很难保证会没事。

加拿大是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因而一度成为中加签署引渡条约的重要分歧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赖昌星遣返案中,加拿大始终要求中国做出“不处死”的承诺。

不过近年来,已经有31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其中包括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澳大利亚4个西方国家。中国与西班牙缔结的引渡条约,写入了“死刑不引渡”条款。这之后,与法国、葡萄牙缔结的条约也有此条款,标志着“死刑”这最大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

有人担忧这是否有碍中国司法公正,黄风认为“这是多虑”。根据中国引渡法,最高法院可以作出决定对被请求引渡人不判处死刑,在提出引渡请求时就可以做出该承诺,这对各级法院均有约束力。

事实上,引渡条约既然是双边合作条约,就需要灵活解决分歧。中国引渡法规定不引渡中国公民,但参与了中国与泰国引渡条约谈判的黄风教授就记得,双方最后用了“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公民这样的字眼,巧妙地达成了共识。

不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林欣觉得,中加签署引渡条约的困难“主要来自政治因素”。

2006年,“东突”分子玉山江在乌兹别克斯坦被逮捕,随后被遣返至中国。此后,加拿大政府援引《中加领事协定》,要求给予“加拿大公民”玉山江领事保护,此一主张被中国政府拒绝。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刘建超指出,玉山江是中国人,此案的审判完全是中国内政,加拿大无权干涉。

随后,加总理哈珀发表公开讲话,措词强硬,称要“正告任何一位中国官员”,“加拿大不会拿人权和经济做交易”。2008年,哈珀更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成为舆论焦点。

以至于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刊文批评,加拿大须让幼稚的对华关系变得成熟,应该允许两国在人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本文记者:陈鸣 杨继斌 丁果 梅兰 刘星 叶伟民 李亚蝉 王存福 孟登科 刘斌 胡贲 黄运荣 陶短房 李秀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