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2012年1月13日,深圳阴雨绵绵。深圳市前市长郑良玉在家中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1998年,郑良玉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选择回到深圳。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一些未完成的国画,茶几上,摆放着各种报纸。为了此次专访,郑良玉专门重温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仔细思考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南方之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是全程陪同人员之一。他笑着说:“能和小平同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对话,让我终身难忘,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20年前的南方之行情景又一次浮现在他眼前,“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很保密,他也不让搞封锁,不让清场,他去参观国贸大厦的时候,还有很多群众买东西,他一下来群众就看到了,深圳的老百姓激动啊,连小孩子都叫着,邓爷爷,你好。”郑良玉笑着回忆。
邓小平南方之行在深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他还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这是南巡以后深圳20年改革开放遵循的箴言。
“在南方谈话20年之际,我们怀念小平同志最好的方法,是要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条根本路线,不断推进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改革开放的更大成果,才是纪念小平同志最实际的行动。”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郑良玉一直在表达对未来改革的期许,他强调说,退休了,更多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问题了,“要把群众接受不接受、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改革的标尺。”
除了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出路
第一财经日报:您能否讲讲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时深圳当时的情况?您现在如何评价南方之行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
郑良玉:南方之行具有非凡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同国家民族命运相关联的大事。八九政治风波,苏联解体,国际上也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已经承诺了投资的项目,也撤走了,新投资也没有了。当时有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社会主义大旗到底能打多久,改革开放能否坚持?这时候,邓小平来了,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精辟论述,拨开乌云,使人们见到希望。南方谈话里有最熟悉的一段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为什么我们国家能稳定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后,全国很快掀起学习南方谈话的高潮,南方谈话像春风吹过大地,是全国干部群众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全国各省市党政代表团都组织到深圳参观学习,部队的很多将军也来了。1992年以后,深圳市委市政府讨论怎么发展得快一点,决定要搞高新技术产业。但是,深圳是由小渔村发展而来,人才不够,科技不够,资本也不够。市政府决定以我为团长,组织贸发局、计划局、科技局以及在深圳的大企业,组成代表团访问成都、西安、北京、南京等中国科技力量成果集中的城市,引进研究成果。所到之处,对方都以高规格接待,我们到了西安,陕西省委省政府要求我专门做报告会,讲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化,当时省委大礼堂的过道上都坐满了人。这就是小平南方之行的感染力。几个月后,深圳从四个地方的高校、科研机构,引来一批科技成果,并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
小平南方之行以后,出现一轮思想大解放,原来一种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小平同志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1993年我国资本市场大大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2年以前,深圳取得了两次上市的额度,一次是5亿元,1993年上市额度就达到了60亿元,每个省都有好的企业到深圳、上海上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热潮高涨,国际社会对邓小平南方之行的反应也很强烈,他们看到中国改革方向没有改变,外资也大量进来。
日报:您认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郑良玉:90年代初,深圳就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战略。深圳一直在原有基础上推进改革,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化重组改革。深圳非常重视应用资本股份化的模式来实现资源配置,国有企业除了体制上的问题,资本没办法流动,通过股份化,资本可以流动,可以投入到最有效的地方去。
还有行政体制改革,深圳带了头,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等。目前,深圳政府机构设计非常精简,各种项目审批,在一个行政办事大厅全部解决。深圳首设功能区,减少政府层级,推进扁平化管理。
20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这20年也是改革开放30年中发展最好的20年,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当然也要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历史进程,现在迈出的只是长征途中的一步,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去做。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腐败严重,这些是前进中积累的问题。过去取得成就是靠改革开放,今后要克服障碍,面临挑战,取得更大胜利,更要靠改革开放,除了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出路。
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敢闯敢试
日报:您认为下一步应该怎样坚持改革开放?
郑良玉:现在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都要靠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来实现。
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要更加重视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侧重在商品市场改革,对三大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的改革严重滞后,对加快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第一,劳动力市场方面,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社保、户籍等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从资本市场看,问题更多,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监管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有法律无法治,上市公司作假圈钱的现象并不鲜见,二级市场违规交易得不到有效惩处,这样下去资本市场的发展很难为继。土地市场也有问题,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土地利用效率低,在招商引资和城镇化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造成中国大量失地农民。
第二,针对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现状,要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了解到,目前农村失地农民和一些“80后”、“90后”的农民加在一起有一亿三千万到两亿五千万,这些人有的没有了土地,“80后”、“90后”农民没有务农经验。这些人一方面,已经失去农村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无法融入打工的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通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来解决,将成为不安定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不利的。
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虽然我们一直在做,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当前改革的困局,地方的行政体制的改革,还属于下端改革,改了多年,旧体制中的弊病,机构臃肿、效率不高、权力过大、服务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样的核心层的改革,启动艰难。我国有监督法,各地人大在改革实践中,创新了一些监督的方法,比如民主评议、述职报告、个案监督等,但是很多又停止了,政治改革起步艰难。
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敢试敢闯。改革是要探索的,应该要试验的。小平同志说,要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试了错了就改,对了就推广,改革就是创新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欠缺这种精神。
第四,我觉得改革要上下结合,国家可以搞顶层设计,但同时要把群众普遍诉求的一些问题,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作为改革的选题。比如,公平正义,不能以稳定为借口,回避绕开实质性改革,这是改革中要不得的。
第五,我觉得改革的终极目标,要实现两个有利于,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这个也是小平南方谈话提到的,生产力发展还会面临很多障碍,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第二个有利于,是有利于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才能符合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共享发展的成果,应该作为一个要注意的大问题,特别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少数利益集团利用权力窃取改革成果。
深圳还是要担负先行先试的作用
日报:邓小平南方之行时曾说,“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20年发展,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的发展却远远滞后。
郑良玉:我们曾经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学习经验,他们在解决人民住房问题上,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商品房,另一种是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保障性住房。90年代初,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已经符合今天住房改革的模式,成立了住宅局,除了建设机关公务人员的福利房,还发展面向全社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微利商品房。
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方面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有义务为社会提供服务。现在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医疗体制改革等,全国各地都在响应中央的号召,实施房地产限购政策,房地产市场应该会回归到理性化的状态。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同时要变成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弱化,要保持合适的水平。
日报:2002年,对于“特区不特”有过一场争论,您怎么看这种声音,以及深圳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郑良玉:我认为说“特区不特”了,只是看了表面,没有从发展角度看问题,“特区不特”这是必然的,也是好事。过去建立特区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全方位开放,只是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经过第一次南方之行考察,小平同志说,中国决定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句话做了定论,全国决定扩展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经过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又掀起了改革开放新的高潮。改革开放的范围又扩大了,不仅是14个沿海城市,沿江沿边也开放。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大门全部敞开了,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我们看问题要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成了普惠制了,深圳还要过去特区老政策干什么,当时的政策只适应于当时的需要。
深圳发展了,改革发展了,国家发展了,对深圳特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深圳要发扬敢闯敢试的开拓精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要成为全国的排头兵。
现在深圳的前海就是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特区又特了。新时期,深圳还是要担负先行先试的作用。在前海开展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因为深圳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够,经验不足,但是现代服务业在全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又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们要通过跟香港合作,向香港学习借鉴。
现代服务业里除了生活性服务业,还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物流,我们的物流也是发展的初级阶段,没有真正成为产业供应链。前海就是要打造金融业、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四大产业。制造业企业需要的服务都可以通过市场购买,研发、设计都属于生产性的现代服务业。
日报: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方向确立后,目前还有一些改革的阻力,如果要继续推进改革,您认为如何化阻力为动力?
郑良玉: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经过30年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也产生了既得利益集团,最怕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失去改革的动力。我认为,依靠党中央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南方之行20周年之际,重提南方之行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旗帜,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目标前进。改革不能停步,除了坚持改革没有别的策略,要按照现在的进程推动改革开放。我相信,深圳的改革后劲儿还是很足,党中央非常重视深圳的先行先试作用,改革开放30周年和大运会开幕时,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深圳来,也表达了对深圳的重视。
人物简介
郑良玉
1934年1月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吴兴。
1961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西欧经济,在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现为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西欧经济研究8年。
1971年9月在江苏省苏州市生产指挥组、市计划委员会工作。
1980年5月至1981年10月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85年10月至1990年3月任中共江苏徐州市委书记。
1990年3月至1992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1990年5月起)。
1992年12月至1995年2月任江西省副省长。
1995年2月至1998年1月任江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1年6月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副理事长。
2008年1月任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顾问。
曾经担任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