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今年的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会因为一位演员的获奖感言,引发如此大的关注与热议。

在颁奖人兼好友小罗伯特·唐尼一段俏皮的介绍词后,50 岁的朱迪·福斯特出现在舞台中央,从前者手中接过了塞西尔·B·德米尔奖杯(Cecil B. DeMille Award,又称金球奖终身成就奖)。然后,这位两届奥斯卡影后得主、制片人兼导演,发表了一段近7分钟的感性演讲,这让台下不少明星都感动得潸然泪下。

在演讲中,朱迪·福斯特史无前例地,在公众面前委婉提及了自己的性取向——尽管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觉得我突然想把自己从未公开过的事情说出来。这个宣告让我有点紧张,但我觉得我的经纪人应该会比我更紧张吧。但我要在这里说,骄傲地、大声地说,好吗?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是??”

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我是单身。”朱迪笑着说,“不用把这当成什么盛大的出柜演说,因为我早在五六千年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出柜了。在我还是个柔弱少女时,我就向我的密友、家人还有同事们坦白了,然后渐渐地,我也告诉了所有认识我的人,和我遇到的人。

但现在据说名人们都要把私生活的细节展现给众人看,弄得跟个真人秀一样。”接着,朱迪向自己的伴侣西德尼·伯纳德表示了感谢。

伯纳德现年 59 岁,她与福斯特的缘分始于 1993 年。当时,福斯特和理查·基尔共同主演电影《似是故人来》(Sommersby),伯纳德正是剧组工作人员,担任拍摄协调工作。福斯特和伯纳德在一起后,一直保持低调,但私下里并不避讳。伯纳德还是福斯特两个儿子的监护人。

朱迪·福斯特这段半开玩笑的“出柜”宣言,却意外激起了舆论巨浪。多数媒体都认为她的获奖感言真挚、勇敢,又诙谐风趣。路透社以《朱迪·福斯特踢开了柜门——这对好莱坞的同性恋来说意味着什么》为题发表述评称:“尽管好莱坞不乏出柜者,但相比于大多数人的出柜方式,福斯特是一种颠覆。他们大多只是用手肘把柜门轻轻推开。”与之相反,视朱迪·福斯特没能直接表态“自己是同性恋”为一种退步的言论也不占少数。

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对她的获奖存有异议。说朱迪·福斯特为镜头而生并不过分,从三岁到五十岁,从广告、电影到电视剧,她的生命历程被摄影机镜头完整(也许并不那么忠实)地记录。作为45年来最年轻的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朱迪·福斯特奉献过诸多经典角色,这几年渐渐退居幕后、当起制片人和导演的她,并不打算激流勇退。正如她演讲最后所说:“向下一个50年致意!”

为福斯特赢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中,她饰演一名雏妓。

《沉默的羔羊》剧照

喜欢黑暗戏剧,但不接受彻底的黑暗

朱迪·福斯特当晚演讲中最感人的部分,无疑是向自己母亲的致敬。“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希望重复三次,就能深深地镌刻在你的灵魂里。你是个伟大的母亲,请在你最后准备离开的时候记住这些。”今年 84 岁的福斯特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

正是福斯特的母亲艾弗琳·阿尔蒙德,引领女儿走上了演员这条道路。1965 年,母亲带着 8 岁大的朱迪的哥哥去应征防晒霜广告,没想到却是陪着哥哥去应征、仅仅 3 岁的福斯特被广告公司看中,最后接拍了这支广告。艾弗琳·阿尔蒙德当时是一家好莱坞公司的选角顾问,在还未生福斯特时遭丈夫抛弃,后来一个人将福斯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拉扯大,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

福斯特被相中,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可爱的形象。后来的事实证明,福斯特在智商上明显超出常人。1991 年,她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锦绣童年》(Little Man Tate),讲述了一个天才儿童所遭遇的种种苦恼。这部电影被评论界普遍认为是当时年届而立的福斯特对自己童年生涯的回顾。影片中的高智商小男孩徘徊在成人世界对天才儿童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之间,他的困惑也许就是福斯特当年自己的困惑。

影片中福斯特饰演的母亲索性告诉儿子他没有爸爸;生活中的福斯特,伴随她童年生活的,是父爱的缺失,和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工作。父亲的离家、高智商带来的孤独感,都成为此后她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她曾被怀疑是“门萨国际”高智商组织的成员,但她本人在一次采访中对此予以否认。)

对一岁能说话、两岁能识字的福斯特来说,三岁时在镜头前摆几个简单的可爱姿势,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相对于同龄孩子,福斯特的成熟程度让人惊讶,到八岁那年,福斯特已经接拍了 40 多条广告。她第一次在电影中露脸,是在 1970 年迪士尼出品的电视电影《山中恶徒》(Menace On The Mountain)中。

福斯特在小学到高中毕业期间,因为拍戏经常休学,但在片场仍有老师教她功课,她本人也始终没有放弃学业。福斯特的母亲是法国迷,她希望福斯特挑战另一种语言,坚持让她转校到著名的洛杉矶法语私立高中(Le Lycée Francais de Los Angeles)。1976 年《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在戛纳电影节宣传时,她还充当了马丁·斯科塞西和罗伯特·德尼罗的法语翻译,给当时的法国媒体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出租车司机》和同年上映的《黑巷少女》(The Little Girl Who Lives Down the Lane),可以说是福斯特在青少年时期的电影代表作。在这两部电影中,福斯特主演的少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同一类型的角色,孤独、内心敏感,却外表冷漠,缺少家庭的温暖,缺少关爱。

福斯特以十几岁的年纪塑造这类复杂的角色显得得心应手,除了天赋之外,不能不说十几岁之前的成长经历,让她比一般孩子更能体会角色的那种孤独和无助。已经走出那段时光的福斯特现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淡然地说:“我不觉得被剥夺了什么。只不过我的童年相比其他孩子有些特别。但是,不一般的童年并不等于不健康的童年。”

《出租车司机》中雏妓的角色为她赢得了人生第一个奥斯卡提名——最佳女配角。这样的荣誉对于一个 14 岁的少女来说,显然过于沉重。当所有人都看好她的星途时,她却在洛杉矶法语私立高中毕业后,选择退出演艺圈,申请大学继续深造。选择大学时,这个从小就智商超群的“好莱坞神童”,将好莱坞明星的身份放到一边,成为一名耶鲁大学的普通大学生。

然而,她的大学生活并不平静,1981 年的“辛克利事件”给了福斯特沉重一击。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是《出租车司机》的狂热影迷,为了引起福斯特的注意,他真的尝试去行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他还在福斯特进入耶鲁大学之后跟踪她、给她寄情书,更曾与她在电话中对话。她的期中考试和毕业典礼都需要有警察保护。对于生性敏感的福斯特来说,此事给她带来的打击,是她大学毕业后主演的几部经典影片的灵感源泉。

综观“辛克利事件”后福斯特塑造的一系列形象,不得不说,这个影响甚至超过了父亲带给她的伤害。“辛克利事件”后的福斯特大多塑造如何克服恐惧,寻找自己心中英雄的受害者、不幸的女人这类角色。《暴劫梨花》(The Accused)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福斯特大学毕业以后也拍了几部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影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个角落》(Five Corners)、《重振雄风》(Stealing Home)。她本人也曾一度打算退出演艺圈继续在学业上进修,直到 1988 年《暴劫梨花》的剧本出现在她的面前。此片根据 1983 年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改编,上映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她在《暴劫梨花》中以精湛的演技,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强奸受害者的形象,凭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和《暴劫梨花》中被强暴的女招待员莎拉类似,《空中危机》(Flightplan)中丈夫被阴谋杀害、自己和女儿的生命也受到威胁的寡妇,《战栗空间》(Panic Room)中被丈夫抛弃、女儿患有糖尿病、自己有幽闭空间恐惧症、跟女儿相依为命的女子,《似是故人来》(Sommersby)中独守空房多年、丈夫从战场归来却无力挽救丈夫生命、亲眼看丈夫被绞死的村妇,《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中未婚夫被活活打死、自己也差点命丧黄泉的播音员艾丽卡·贝恩??这些角色,无一例外的,都遭受着恐惧的折磨,在最后却总能顽强地存活下来,她们并不需要男人来拯救,而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朱迪·福斯特曾经在采访中说,自己喜欢黑暗戏剧,却不能接受彻底的、毫无希望的黑暗,她总是在最后给观众留下一丝光明和希望。

此类角色在《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达到了巅峰。1990 年上映的《沉默的羔羊》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经典的恐怖片之一。福斯特在片中饰演的女探员史达琳集脆弱和勇敢、干练和敏感于一身,她也由此获得了自己的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杯。

《沉默的羔羊》的成功,让她有机会执导自己的导演处女作《锦绣童年》,在这部自传性的作品中,福斯特放下了自己熟悉的那些角色,开始体验作为一个母亲所需要具备的品质。这部小制作影片虽然并未获得高票房,但却得到评论界一致赞誉,这也给了她继续开拓幕后工作的信心。

1992 年,朱迪·福斯特在洛杉矶成立影视制作公司,名为“蛋电影”(Egg Pictures),开始涉足制片业。在好莱坞,像她这样集电影制作、导演、表演于一身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如果再加上曾是红极一时的童星的话,她就是绝无仅有的了(她甚至还是一个在法国颇有知名度的歌手,少年时代就已经在法国巡回演出,1997 年还出了一张英法双语专辑)。怪不得好莱坞的童星被问到“以谁为榜样”这样的问题时,最保险的回答就是——朱迪·福斯特。同是童星出身的克里斯滕·邓斯特说:“我小时候的理想是,成为像朱迪·福斯特那样既有演技又有学历的好莱坞高材生。”。

或许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拍了太多电影,现在的朱迪·福斯特似乎对演电影越来越没有兴趣。从 1988 年首次封后到 2012 年间,她只演了 18 部电影,其中还有两部客串性质的。她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制片和导演之中。她在 2004 年四十多岁时谈到身为女演员的身份时说:“她们独自生活,对自己的选择拥有更多自信,并且不需赶潮流假装自己很酷,这些我想都是上天的恩赐,因为当你想赶潮流时,往往会做出很糟糕的决定。”这次她做出的决定是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

1998 年出生的查尔斯(Charles)和 2001 年出生的基特(Kit),都是福斯特从同一家精子银行获得精子、进行人工受孕所生的。在《锦绣童年》之后,福斯特于 1995 年和 2011 年分别导演了《心情故事》(Home for the Holidays)和《海狸》(The Beaver),中间漫长的几年她都在养育孩子。这两部影片的评价并没有她之前的电影那么高,但就如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我失败了,起码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失败的。”

巨星出柜?免谈!

朱迪·福斯特向来对个人隐私三缄其口,然而,她这番在金球奖颁奖礼上的“含蓄”宣言,反而强调了同性恋在好莱坞世界里的艰难生活状况,更生动地反映出好莱坞对谈论演员性取向问题的态度。

电影工业向来崇尚创意、自由、开放和实验精神,因此好莱坞同性恋从业者的比例较高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讽刺的是,像好莱坞这样“基”情四射的地方,却偏偏要装“直”。暗地里,好莱坞不但欢迎还鼓励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但到了崇尚主流异性恋文化的公开场合,好莱坞却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好它那见不得光的小秘密。

就在朱迪·福斯特发表那番得奖感言的几天前,媒体曝光了史蒂文·索德伯格聚焦同性恋钢琴家李拉伯斯的新片《烛台背后》(Behind the Candelabra)因为“太基了”, 在几大制片公司均吃闭门羹的新闻。这部电影成本不高(500 万美元),演员阵容豪华(马特·戴蒙、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看起来明明是稳赚的买卖,好莱坞偏偏不买账。“这还是在《断背山》大获成功之后呢!我好震惊。这事,我们实在没法理解。”索德伯格说。

在外人看来,好莱坞是个自由开放、有包容心的地方。那儿的演员经常为政治活动筹款,参与维权运动,好莱坞也一直是奥巴马的坚实后盾。去年 5 月,乔治·克鲁尼、萨尔玛·海耶克、托比·马奎尔和小罗伯特·唐尼每人自掏腰包 4 万美元,参加了一场为奥巴马大选助阵的筹款晚宴。

一份英国报纸曾这样戏谑这场晚宴:“奥巴马甚至都不用提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就能让全场掌声阵阵。”

在《国王的演讲》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后,来自英国的制片人伊恩·康宁上台从斯皮尔伯格手中接过奖杯,在感谢了诸位合作伙伴和他的父母后,他还将这座奖杯献给了他的男友本,称“他每天都支持着我从事的事业”。这番发言引起掌声雷动,似乎并没有人觉得康宁在此刻提及男友有何不妥。然而,主流美国电影人却会遭遇双重标准。几年前,当金牌制片人斯科特·鲁丁因为《老无所依》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时,他在得奖感言中向伴侣约翰·巴洛致谢的话,却在后来的重播节目中被删掉了。

好莱坞为什么不待见同性恋?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同性恋导演、制片人、配角演员只要不因为自己的性取向问题影响到工作,他们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并没什么问题。但在行业内真正的大人物身上,这个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却严格得多。英国著名的出柜演员鲁珀特·埃弗里特最近在做客 BBC 的谈话节目时,就警告那些有巨大事业野心的年轻演员,如果他们将来还想演主角,那就不要出柜。

毕竟,好莱坞如今从事的仍是兜售“四象限电影”的生意,这四个象限所代表的是男性与女性,年轻人和年长者,他们是主流观众的代表,主流电影必须得同时迎合这些主流观众。当一家电影公司投入 1 亿美元拍摄一部电影,并花上等额费用营销宣传时,任何可能影响到票房前景的“地雷”都会被提前铲除。明星经纪人会向他们的主顾施压,阻止他们出柜。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人,没少谈论好莱坞那些见不得光的小秘密。比如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明星经纪人常常会安排男同性恋演员和女同性恋演员“结婚”,以让影迷们相信他们的偶像是异性恋者。直到今天,好莱坞仍然存在这种利益婚姻。

一位在好莱坞工作的同性恋编剧说,他曾想列出一份好莱坞当红“同志”明星的名单。刚开始调查时,他很快发现“即使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性恋明星也绝对不会出柜”。有些明星的同性恋身份在好莱坞圈内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大众绝对不可能知情。

好莱坞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一线动作片导演绝对不能出柜,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作品的“血性”。至于那些大牌明星,“他们的电影主要是拍给美国中产阶级观众看的,他们绝对不能出柜,否则会毁掉他们那种有男子汉气概的直男形象,会失去主流观众。”这位匿名编剧说。通常,明星们对于自己的形象塑造并没有多少发言权。“我认为,这些明星自己意愿可能并非如此,但一旦经纪人介入,出柜?免谈!”

因为明星们拒绝出柜,美国的同性恋群体常常有孤立无援之感,而明星们则用“我的个人隐私与你无关”的理由保护自己。比如朱迪·福斯特,她可是一位有着百万票房吸引力的大明星,出演过《沉默的羔羊》、《暴劫梨花》这样的主流电影。如果她在年轻时公开出柜,那她的事业必然会遭受影响。但如果你回顾她以往诠释过的角色,会发现她很少出演浪漫喜剧,甚至不太出演爱情戏。在《似是故人来》中她曾和李察·基尔演对手戏,但在片中,她大多数时间里还是以坚韧、自食其力的单身女性形象出现。若要说她不出柜是一种伪善,那可有些冤枉她了。

有关好莱坞最大的一个讽刺是,那些大银幕上最著名的大众情人形象的诠释者,其实很多是同性恋者,比如洛克·哈德逊(Rock Hudson)、拉蒙·诺瓦罗(Ramon Novarro)、艾弗·诺维洛(Ivor Novello)。

1920 年代的性解放运动造就了一批模糊了性别边际的巨星,比如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和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然而,这股潮流最后仍以主流媒体对这个人群的揶揄取笑结束。瓦伦蒂诺不堪媒体连连抹黑他“不男不女”的压力,屡屡下战书跟诽谤者约架。不料正是这些为了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拳击赛留下的伤患,让瓦伦蒂诺感染上脑膜炎,最终导致他在 31 岁便溘然辞世。比利·海因斯(Billy Haines)因为在闹市区的青年旅馆与水手亲热被警察逮了个正着,经纪公司立即跟他解除合同,他的演艺事业也到此画上句点。

到了 1950 年代,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变得愈发保守,导致同性恋演员不得不在恐惧的夹缝中求生。就连洛克·哈德逊这样大牌的巨星,都不得不跟秘书结婚以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取向。直到 1980 年代中期,当哈德逊宣布自己染上艾滋病时,他跟同性伴侣马克·克里斯蒂安的关系才大白于天下。那个时代,疑似同性恋的巨星还包括英年早逝的詹姆士·迪恩、琼·克劳馥(据传与玛丽莲·梦露有过一段恋情),以及加里·格兰特(他跟演员兰道夫·斯科特当了 12 年“室友”,但两人始终不肯承认他们是一对)。

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导演道格拉斯·瑟克、乔治·库克、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都曾拍过暗示隐秘恋情和晦涩欲望的电影,而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执导的《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也被看做是隐喻禁忌(同性)之爱的电影。

如今,同性恋题材影片在美国依旧很难获得主流认可。李安执导的《断背山》当年输给黑马《撞车》,与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失之交臂的事实,也许印证了同性恋主题在好莱坞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格斯·范·桑特执导的《米尔克》尽管也收获了不少奖项,还帮助肖恩·潘获封奥斯卡影帝,但该片的票房表现却非常令人失望。由金·凯瑞和伊万·麦克格雷格两位大明星主演并且好评如潮的喜剧《我爱你,菲利普·莫里斯》也因为其同性恋主题而根本没能在美国院线大规模上映。

在最新的一部 007 电影《天幕杀机》中,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席尔瓦和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邦德有一段“基情”戏。导演萨姆·门德斯敢这么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007 有着 50 年的历史,他的直男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更何况,在电影里邦德总是能得到“邦女郎”。

相对而言,电视圈对同性恋主题要友好得多。索德伯格的李伯拉斯传记片在各大电影公司碰壁后,最后在 HBO 电视台找到了安身之所。而包括《六英尺下》、《欲望都市》等在内的主流美剧均有重要的同性恋角色出现。

遗憾的是,至今好莱坞电影工业仍毅然决然地维持着自己异性恋的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大牌如朱迪·福斯特,在谈到“出柜”话题时却依然谨言慎行。好莱坞的同性恋演员往往会遭遇双重标准,拿丑闻为例:当喜剧明星保罗·雷宾斯被警察在男同性恋色情影院里逮住后,职业生涯立刻结束;而当休·格兰特背着女友伊丽莎白·赫莉召妓的丑闻曝光后,人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让那些有关他是同性恋的传闻不攻自破。

同样,在好莱坞,直男演员可以演同性恋角色,而同性恋角色则受到不能演直男角色的限制。讽刺的是,如今电影里的同性恋角色还特别多。三十年前,如果一个直男演员出演一个同性恋角色会被视为赌上职业生涯之举,如今却被视为演技上的突破,甚至能保证一个奥斯卡的提名。

其实,按照统计学原理,好莱坞那么多大牌明星中,出现几个同性恋或双性恋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令人唏嘘的是,尽管洛克·哈德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时至今日,同性恋演员在得到好莱坞主流认同的漫漫长路上却并未取得丝毫进步。